台湾地方大选结果国民党大胜、执政民进党大败。蔡英文政府因执政绩效不佳、改革产生“相对剥夺感”，其施政满意度低于三成，民众对国民党政党认同度高于民进党。


面对“韩国瑜效应”不仅翻转南台湾，也发挥外溢效应。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中国因素”介入选举，大陆当局多次否认，台湾当局及美国还是纷纷指证大陆干扰其民主。从选举结果检视“中国牌”影响作用，显然并没有发挥效应。


选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警告，外在势力试图改变台湾选举的舆论风向。台湾当局则援引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说、国会下设委员会报告，及香港“公民联系”团体发布的《中国锐实力在香港》报告，证明大陆当局确实正施展其“锐实力”，试图妨碍台湾民主的正常运作，宣称这已是国际社会普遍认知与公认的事实。


民进党当局指控大陆当局惯常在台湾选举前借机制造事端，以往是采取强硬方式对台军事演习，或严词批判；近来则是转向支持特定候选人、散播假信息企图干扰选情。民进党籍候选人一再指控大陆因素介入，释放假信息、假新闻。相关政府部门宣称已掌握特定候选人接受大陆金援来打选战，情节较严重及明显的已立案侦办；同时，释放疑似与大陆介入选举有关情资已掌握33件，其中四起移送法办。


由于上述案件在侦查过程中不公开，因此外界实际上实难以窥探究竟，然在竞选期间指控大陆力量介入台湾选举，“通陆门”影射泛蓝阵营与大陆当局间暧昧不清的政治关系，未必会完全冲击泛蓝阵营选情。选举中台湾当局或媒体所释放信息指大陆介入选举方式，存在若干局限：


首先，指控国台办透过台商金援特定候选人。受限于《政治献金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候选人不得接受大陆人民或团体的政治献金，故宣称大陆改以其他方式金援特定候选人，例如国台办透过台商送钱给特定候选人，这些台商背后的金主就是国台办。


一般台商至大陆经营企业，主要着重其生产效益及利润取得，台湾当局指控部分台商支持特定候选人，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同样，大陆当局也控诉“绿色台商”在大陆赚钱，却支持具台独倾向候选人。事实上，台商的政治认同及投票取向，未必完全导向泛蓝阵营。


其次，指控带团至对岸旅游由大陆全程招待。如候选人或桩脚带团赴大陆旅游，由大陆全程“落地招待”，形同替候选人贿选。利用举办各式各样研习会、讨论会，接待桩脚至各地定点或多点旅游，但落地接待其实还需要自己承担往返机票费用。通常能担任意见领袖或桩脚的人，本身已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及人望。必须搭配候选人或支持者提供酬金，仅仅是落地接待的酬谢方式，对于意见领袖和选举桩脚，诱因并不充分，故效应十分有限。


最后，指控透过政治团体企图干扰或影响选情。利用假信息、假新闻充斥公共领域，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取向。民进党当局指控网络谣传恶意中伤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之形象与选情的信息，如网络传递陈其迈于公办政见发表会“戴耳机”阐释市政理念、造势场合呼吁听众不要提早离开散场、选前夜晚将召开国际记者会等。这些信息影射陈其迈不熟悉城市治理议题及欠缺目标愿景建构，也散播传递人气声势疲弱假象及出选举“奥步”，意图干扰民进党选情至为明显。


台湾是多元民主社会，媒体在公共领域中各有立论基础及观点，即使媒体进行的民调，也存在机构效应问题。由于蓝绿基本政治格局已形成，在政治倾向上，蓝营选民较为“亲中”，绿营选民则较为“拒中”。大陆影响力只会在较倾中媒体产生作用，在具台湾主体意识及本土观点的媒体，作用其实相当有限。台湾多元媒体生态不可能完全受大陆因素所影响。


若大陆因素过度且不当介入台湾选举，反而激起民众反感。台湾历届选举结果显示，“两岸因素”确实会影响选情，例如总统大选中马英九承认“九二共识”，而蔡英文不愿意接受，这是政策取向争论与选择问题。若是采取非常不恰当方式引入大陆因素，例如支持特定候选人、散播传递假信息，这将更不利于倾中政党的选情。


台湾已发展出相对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多元公共论坛及自由的媒体生态，无法为单一政党政见或意识型态所绑架，或许这会产生民意分化与对峙，但不会选择完全一边倒向大陆。大陆当局若采取不当介入因素，反而不利于它所支持或倾向的政党或候选人的选情。大陆当局若为争取台湾民心，最好在台湾选举过程中真正保持中立，如同国台办所声明从不介入台湾选举，而是尊重民意决定，方为上策。


此次，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大打“中国牌”，选举结果却大败，足以印证台湾民众较为关心草根性地方治理议题，而非高度敏感的统独及国家认同争论。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