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日本第一》40年及对中国的教训

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在美国出版了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的著作。这本书马上被翻译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由一位西方学者写日本的著作。

不过，1986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便经历了从股市、房市经济的“腾飞”到经济泡沫破灭的全过程，惊心动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学者琼恩·沃罗诺夫（Jon Woronoff）写了另一本书来回应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书名叫《日本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说，日本是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义所说的那样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争议的。

傅高义在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日本第一》时说，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成绩。”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那么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得很快等等。傅高义认为，总结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真正目的是“对美国的启示”，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