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被俄罗斯的网络行动扰乱后，反应软弱无力。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其后果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但受特朗普当选后的国内政治所累，美国未能做出有效的回应。这种局面可能将出现改变。
今年2月底，美国匿名官员承认曾发动网络攻击行动，阻止俄罗斯的一个“巨魔农场”（troll farm，编按：指专门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言论的网军组织）扰乱2018年美国国会选举。虽然这类网络攻击行动很少被讨论，但它们暗示了防止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遭干扰的方法。然而，仅仅攻击一个“巨魔农场”是不够的。
威慑性报复威胁仍然是防止网络攻击的一种至关重要，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策略。尽管有报道称美国电网已被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渗透，但电力系统并未受到攻击。五角大楼的原则是官员可以选择任何武器来回应破坏行为，而威慑似乎就在这个层面上发挥作用。
威慑想必也能在混合战争的灰色地带（如俄罗斯对民主选举的破坏）起作用。鉴于有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在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展开间谍活动，人们可以想象，这些机构会发现外国领导人隐藏资产的尴尬事实，并可能会威胁要披露或冻结这些资产。同理，美国可以进一步对威权主义者的朋党实施经济和旅行制裁。2016年以来的外交驱逐和起诉，以及最近的攻击行动，都只是强化美国威慑性报复威胁的第一步。
但仅仅威慑并不足够。美国还须要利用外交手段。网络军备控制条约的谈判虽然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就一定行不通。在网络领域，武器和非武器之间的区别可能只取决于一行代码，或仅仅是电脑程序使用者的意图。因此，设计、拥有甚至植入可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定程序是难以禁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军控跟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核军控并不一样。核查网络武器库存几乎不可能，即使已核查清理干净，也可以迅速重建库存。
但是，即便传统的军控条约不可行，我们仍有可能对某些类型的民用目标设限，并就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的粗略路径规则进行谈判。例如，美国与苏联就于1972年谈成《防止海上事故协定》，以制约可能引发事态升级的海军行为。因此，美俄两国可以就干扰对方国内政治进程的行为限制进行谈判。即使无法就确切的定义达成协议，它们也可以互换单方面声明，确定实施自我克制的领域，并建立遏制冲突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既可以保障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批评威权主义者的权利，又可以建立一个限制政府行为升级的框架。
怀疑论者认为，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的价值观存在差异，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安排。但就算在意识形态分歧更大的冷战期间，也没有妨碍各类审慎协议的达成。怀疑论者还认为，俄方缺乏达成协议的动机，因为该国的选举是毫无意义的，但这忽略了上文所讨论的潜在报复威胁：民主开放意味着，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损失更大，这反而会促使它在制定灰色地带的约束规范时，更大胆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认为，美国须要划出一条原则底线，并加以维护。这需要美国承认自身曾干涉选举，现已放弃这种行为，并保证不会再犯。美国还应确认，它会继续依其认为合法的目的，从事各类形式的电脑网络开发。官员们应该“准确地说明美国承诺坚持，而俄罗斯人业已违反的规范”。
这并不是美国的单方面裁军；相反，它会在合法进行公开说服的软实力与展开隐蔽信息战的硬实力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公开的节目和广播仍将被允许。美国不会对俄罗斯公开的政治言论内容作出干预，包括宣传味浓厚的“今日俄罗斯”（RT TV）电视台。但当俄罗斯通过隐蔽的协调行动（如2016年操纵社交媒体或四处散播用黑客手段窃取的电邮信息）来宣传其观点时，美国就会出手制止。
非国家行为者通常会在不同程度上充当某些国家的代理人，而他们须根据规则公开自己的身份。由于这些规则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必须有一个协商程序，来建立警告与谈判的框架。虽然这一进程以及更强大的威慑性威胁，不太可能完全阻止俄罗斯的干预行为，但如果能降低其程度，它可能会加强美国对自身民主的捍卫。
鉴于当前的美俄关系欠佳，加上普京吹嘘拥有新型核武器，达成协议的气氛并不乐观，尽管有一些迹象表明俄罗斯对此感兴趣。与此同时，美国政界围绕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合法性的党派分歧，也使谈判变得困难。如果双方都想避免危险升级，也许可以通过专业对话或两军对话探讨各种可能性。否则，这个想法就只能等到2020年大选之后再说了。
作者Joseph S.Nye是哈佛大学教授，即将出版新著《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英文原题：Rules of the Cyber Road for America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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