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影评
纪录片，既然是“纪录”，就得尽可能呈现真实。但每一部纪录片的真实都是有界限的。除了摄制时的局限，影片时长，摄影机景框所导致的界限外，还有导演对素材无法百分百客观（因为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地捕捉记录（在拍摄过程中）和重新叙事／诠释（在剪接台上），还有——导演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信任度，以及采访对象是否放得开，愿意给什么、给多少。所以，即便是同一题材、同一组素材，落在不同的导演手中，最终会呈现不同的“真实”。本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两部参展纪录长片《爷爷和父亲》及《书人颂》，恰恰就代表两种不同的采访者—被采访者关系。
《爷爷和父亲》私密交心
《爷》原是导演邓伟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修习导演专业的研究生作业。他选择以自己的爷爷和父亲为题材拍纪录片，成就了另一部采访者／被采访者都是自家人的“家庭纪录片”。邓伟受访时曾解释，爷爷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拍自己；而父亲则起初觉得儿子想提着摄影机追着他拍是瞎搞，为了帮儿子交作业才勉强答应——结果后来还让儿子拍到自己因为公司债务问题被公安逮捕上铐……
采访者跟被采访者的亲密关系，或许是把双刃剑——对采访者来说，这种关系是赋能（挖得更深），也是局限（愿意自揭家事有多深，或无法完全超然而得不时参与所采访的事件？）。例如，爷爷是自幼失明的算命师，或许对电影没概念，甚至以为被拍是指拍照。邓伟访问他时，几乎都使用淡定舒缓的特写镜头，深情凝视亲爷爷干瘪的脸庞和手，是岁月的印记，也是祖孙跨世代的私密交心。但当拍到爷爷因看不见而可能出意外时，他该是去救爷爷的乖孙，还是坚守摄影机的电影人？──晃了一下摄影机镜头似乎反映他的内心，挣扎，驻足，还是忠实地当一个透明的记录者？
《爷》的叙事如缓缓剥下一层层的洋葱，爷爷和父亲之间的矛盾（爷要守着破败老屋，父身为帮人造房子的建商却要拆掉老屋），不应简单视为一方顽固，一方不孝。邓伟分别追踪两人的日常行事，听他们不时娓娓道来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记忆重构，在剪接台上时而不按时间顺序地整合这些片段，仿似父子俩跨越时空的对话。虽说看《爷》时老想着见微知著，看作品如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但影片最动人的，仍是镜头直接捕捉的这些生活细节和情感。
《书人颂》记录新马港书局
《书》的采访者—被采访者之间，是爱书人与“爱书人兼卖书人”的关系。香港导演江琼珠本来专拍不无敏感性的公民社会运动题材的纪录片，但身为爱书人的她，也选择了摄制事关香港艺鹄书店、新加坡城市书房、吉隆坡月树书店三家独立书局的纪录片。爱书人当然勤跑书局，也关心书局的生存。她跟三家书局的策划人或老板（都是女性，但就如专卖性别议题和女性主义书籍的月树书店收银处的一张告示：“我是老板，不是老板娘！”──不要叫她们老板娘）非亲非故，却是“书”逢知己，以爱书为媒，掏心掏肺，细数自己开书局的缘起，自己的“孩子”，“乌托邦”（即书局）的前世来生，哪怕各有各的克难维艰，脸上却闪现共同的神采：“我开书局，我骄傲！”
《书》不像《爷》能长时间紧密跟拍被采访者，甚至闯入被采访者的私人空间，不经意地捕捉到戏剧化的真实事件──大概也无此必要，因为《书》的主角或许是书局本身，受访者是把观众带入书局的小宇宙的引路人。从对三位老板、作家、读者等的访谈，以及插入的书局内的文化分享活动画面及硬照，勾勒出书局如何超越零售店面的功能，形成公共文艺空间、人文地标，和书香洋溢的集体记忆。甚至，或许因为月树书店老板忆述书局如何成为当年参加吉隆坡干净选举联盟街头示威游行的黄衫青年们的休息站，江导也“忍不住”安插跟艺鹄书店似乎没有直接关系的香港占领中环和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等街头运动的画面。只有新加坡城市书房大概没有见证过什么政治上的风起云涌，只有老板让出两排书柜给孟加拉文书籍，给予孟加拉籍专业人士和客工一个分享精神粮食，以书会友的真情空间。
详情可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网站：scff.sg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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