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18个月，夺走数百万条人命，还有为数更多的患者，面对严重的长期后遗症。冠病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有目共睹，绝不能小觑。对冠状病毒的控制，各地的效果参差不一，很多地方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回潮，也为传染力和杀伤力更强的变异毒株创造了条件，使得疫情控制雪上加霜。
在应对大流行的方法中，控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应用个人保护穿着和卫生、隔离患者、疫苗接种和医疗护理，是最具科学验证数据支持的措施，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一个国家可以大手笔注入人力财力，以及制定严法来压抑疫情，但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久孤立生存下去，小如新加坡，大至中国、美国等，亦复如是。
在上述疫情处理环节中，谨慎和有节制的松绑是唯一可持续的实际手段，也是很多国家开始实施的政策。无可避免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环节的松绑，都得面对新一波疫情回潮的可能性。这毫无疑问是行政上的一大问题，没有前例可循，卫生部长王乙康以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并没有言过其实。
谨慎行政的重点目标就在于降低疫情回潮的力度，这个做法以平衡对大众的利与害为基本考量。为什么零病例是不实际的目标呢？目前的数据明确显示，一个国家或区域可以维持零病例一段时间，但其他地区的疫情可能迅速波及零病例地区，引发疫情回潮，现今的台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很好的例子。简单地说，冠病呈现三种感染情况：高感染、低感染和零感染。在不同时间段里，这三个感染情况可以双向变动，所以零感染也只不过是某一个时间段的情况，必须继续执行有效的防控措施。
这么说起来，我们与冠状病毒非“共存”不可，就意味着我们对病毒投降了吗？
近日，这个问题引起了热议。摒除政治立场，我认为“与病毒共存”是不贴切和有误的。说它不贴切，因为和病毒搏斗是持续不断的，谁能说科学进展不会有朝一日把它从地球上消灭呢？上世纪成功灭绝天花病毒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不须要屈居于病毒恶魔之下，妥协“共存”，甚或“求存”。
说它有误，因为“共存”的意义不在控制疫情的概念范畴内。冠状病毒的存在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并非我们要和它“共存”。在不同层次和语境里，共存有“共存共荣”“共为唇齿”等等的隐含意义。这些隐意都和我们抗疫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岂能与之为共？
假如我们一定要给眼前的疫情状况取个名堂，以便普罗大众了解不同措施的落实，那应该以最贴切的“减缓期”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低疫情状况。这表明疫情从高病例进入低病例，也许有望进入零病例，但也不排除有重回高病例的风险。
因此，我建议放弃“与病毒共存”之说，改称“病毒减缓期”。减缓期允许诸多经济、人文和个人活动，也绝不放弃恰当的疫情监测、防控和治疗措施，一方面极力降低病毒传播和染病率，另一方面让医学科学继续研发新方法，期待全然消灭冠状病毒之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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