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特朗普（Donald Trump）11月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领先让人惊愕。共和党领导人担心他无法战胜很可能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希拉莉·克林顿。但一些观察家更担心的，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有些人甚至认为特朗普可能成为美国的墨索里尼。
无论今天的美国面对什么问题，它都不是1922年的意大利。宪法的制衡，加上公正的司法系统，应该足以制约一名实况电视节目表演者。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会实践他的诺言，而在于他力求入主白宫所抛出言论所造成的伤害。
评估领袖的标准，不仅在于其决策的有效性，还在于他们所创造和传授给追随者的内涵。多数领袖以迎合现有团体的身份认同和团结来获取支持。但伟大领袖则会教育追随者认识他们所处群体以外的世界。
在德国70年内第三次入侵法国的二次大战后，法国领导人让·莫内（Jean Monnet）认定，对战败的德国施以报复将再次酿成悲剧。因此，他制定了一项后来逐步演化为欧盟体制的计划，让战争变得难以想象。
以另一名伟大领导人曼德拉（Nelson Mandela ）为例。他大可以以南非黑人自居，并对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屈辱及自身的监禁进行报复。然而，他却选择坚持不懈地以语言和实际行动，来吸引有不同身份认同的追随者。
在一次广为人知的具象征意义举动中，他身着南非羚羊队的球衣出席一场橄榄球比赛。这支球队此前一直是南非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曼德拉教导追随者扩大身份认同的做法，与邻国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所采取的狭隘策略形成鲜明对比。穆加贝利用殖民时代积累的怨愤来博取支持，现在则完全依靠武力来维持政权。
今天的美国，经济虽然仍在增长且失业率也下降到4.9%，但很多人仍然觉得自己无法从国家的繁荣受惠。他们将过去几十年不平等的扩大归咎于外国人而非技术，要激起一股反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浪潮可谓举手之劳。经济民粹主义除外，即使多数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大部分民众仍然感受到与种族、文化和族裔相关的文化变革的威胁。
下一任总统必须教育美国人，如何面对他们视为威胁的全球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身份认同可以说是想象出来的群体概念，因为人们很少同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员有直接接触。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人们愿意为之牺牲的想象共同体，多数领导人也认为国民和国家是他们主要的责任。这种情况无可避免，但在一个全球化世界却是不足的。
在全球化世界，人们属于不同的想象共同体，包括地方、区域、国家、国际等由互联网和低成本旅行所支撑起来的重叠圈子。被国界隔断的离散人群现在建立了联系。像律师这样的职业群体则奉行跨国标准。从环保主义者到恐怖分子等团体也跨越国界建立了联系。主权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绝对性。
前总统克林顿曾说，对未能有效应对1994年卢旺达爆发的种族灭绝危机感到遗憾。有同样感觉的人应该很多。但如果克林顿试图派遣美军，他将遭遇国会的顽强抵抗。今天的优秀领导人往往在世界主义和更传统的对选民的义务中陷入两难，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去年夏天难民危机时果敢发挥领导力时所发现的那样。
在以国家社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世界里，纯粹的国际化理想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普遍拒绝接受移民的态度中可以清楚看到。领导人提出有促进全球收入均等化的义务，很难让支持者信服，但提出应该做更多的事来减少贫困、疾病和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点是可以教育他们的追随者的。
正如哲学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所说：“汝不可杀人是绝对的，对父母的尊重却有不同的程度。”世界主义相对于孤立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
世界正目睹美国总统候选人对保护主义、移民、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等课题的辩论。我们应该问问候选人他们想要迎合美国身份认同的哪个方面，和他们是否有把更广泛的含义传达给追随者？他们是否尽力拓展美国人的身份意识，抑或只是迎合他们最狭隘的利益？
即使特朗普当选总统，他禁止穆斯林入境和要求墨西哥出钱修围墙阻止移民的建议，也不太可能付诸实行。但话又说回来，他的很多提议只不过是为唤起部分人孤立的民粹主义情绪的口号，而不是可以真正落实的政策。
特朗普缺乏核心意识形态，而且又宣扬“交易的艺术”。因此他尽管很自恋，却也有可能是一名务实的总统。然而，优秀领导人应该帮助我们认清楚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已经失败了。
作者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世纪是否结束了？》（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一书。
英文原题：Donald Trump's Message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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