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1991年前，新加坡总统由国会委任，扮演的是国家元首的象征性角色。此外，国会也确保总统一职，由来自主要社群的人士轮流担任。在代表国家扮演礼仪和外交角色之余，总统可以说是所属社群的代表。
1991年，总统被赋予被动的行政权力，在动用历届政府所积累的储备金、公共部门要职的提名、对贪污的调查、根据《内部安全法》发出的拘禁令，及根据《维持宗教和谐法》发出的限制令这几方面具有否决权。
这些到今天仍然有效的监管权，意味着总统必须获得选民的政治委托。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必须先符合既定条件，他们的工作经验必须显示，在有必要时他们有能力做出判断。候选人的能力、是否适合代表新加坡及选民的认同，在目前是比种族更重要的考量。
数月前，总理李显龙宣布委任一个宪法委员会，探讨如何让种族重新成为民选总统制度的主要考量之一。
从向委员会和在陈述会上所提出的建议来看，好些团体和个人对此有强烈的看法。一些人建议由两人或三人一组（包括一名少数种族候选人）的团队竞逐总统选举，胜利者可以各担任总统一段时期。一名学者也建议让不同种族的选民使用不同颜色的选票，在决定胜利者时考虑候选人囊括的少数种族票。
我们的同事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建议，考虑在某个少数族群长时间不获选为总统，而在来届总统选举有合格人选时，规定此次总统只能由该族群代表担任。
问题是，在促进新加坡趋向由总统所象征的多元种族理想时，这些建议会是助力还是障碍？我们认为是后者。
对于角色重大和独一无二的总统来说，即使是像马修所建议的只是一种“应急方案”，以种族作为成为候选人的条件，也是一种分化国人的做法。这似乎意味着某族群的人选，只能在保留给他们的选举中胜出。这个目的是赋权给这个族群的过程，可能在全国带来正好相反的效果。
这可能强化一些族群需要政府助他们一臂之力的偏见。但新制度实行以来，我们只举行了两次总统选举，这样的观念是否属实还是未知数。没有任何数据显示，任何族群，包括马来族群，没有能力提名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IPS）在2011年总统选举后所进行的调查显示，2000名受访公民中的85%，对少数种族可以在现有的制度下当选总统表示有信心。和主要族群相比，“其他族群”对此的认同最低，但也有75%认为这是可能的。
要采取应急方案，就必须限制总统候选人的人数，一些有才干的人选因此不能参选。原因不是他们不能成为好总统，而是来届的大选是为其他族群而设的。
才能和种族不必是对立的，但根据上述建议，我们却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并因此引起对于这个做法的长期争议。
让其他一名或多名团队成员，以副总统或总统理事会成员身份共同行使监督权，也会带来其他问题。这似乎表示，新加坡人可以，也应该继续沿种族界限投选领导人。总统原来就不多的角色，将因为队员间和总统顾问理事会里权力的分享，而变得更加复杂。波斯尼亚的总统制和上述建议有可比性。它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体制之一，目的是确保国家在经历了近20年的族群冲突后，选出来的总统是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的情况还不至于需要这样极端和复杂的方案。
让队员各担任总统两年或四年也不是好办法。新加坡人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必须记得谁是现任总统，替换更频繁的新总统也必须重新建立文化和外交关系。还有，谁应该先担任总统，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群候选人？
让种族成为条件之一，也可能给总统职位添加族群色彩。如果总统是在保留给少数族群的选举中产生，他将面对什么期望？他是否必须特别关注自身的族群，因为未来的总统将不会这样做？
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个别族群培养有才干的人才，通过他们的表现、对社会的贡献和族群的敏感度，取得全国人民的尊重。他们必须让这些表现更优异的人知道，他们不会被视为自我吹捧或渴望权力。事实上，他们竞选总统为人民服务，将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过于谨慎可以是有害的，过于急切也是如此。实现多元种族理想的路程像是永无尽头，在今天这个充满派别冲突的世界，更需要无比的信心。我们不应该助长分裂。
集选区制度确保我们的国会有少数民族议员。但对于总统一职，我们应该对可能把我们引向危险道路的路障或诱人的捷径保持警惕。我们应该赶往目的地，但我们选择的途径，却将决定我们最终是否能够抵达。
作者许林珠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陈明伟是研究所研究助理。
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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