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香港的法治与政治

时事透视

郑伟彬

港独,这个在一年之前尚且并不存在的事物,很难说它如今还不成气候。在香港,港独的观点,许多人已经并不避讳。香港中文大学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7%受访者支持这一观点。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其中,15岁至24岁的受访者中,近40%的人支持该观点。同时,还有一些老年人,这些曾经认同“一国”理念的人,现在也开始松动。他们赞同让“两种制度”具有更大的相互独立性。

某种意义上,去年对香港在2017年进行双普选的否决,意外地刺激了香港本土思潮的诞生与扩张;而今年立法会的选举,因为选举管理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的审查,拒绝了包括梁天琦、陈浩天等几名具有港独色彩的候选人资格后,进一步刺激了港独分子的行为——港独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会,甚至声称将为执政做准备。

当然,北京并不惧怕这样的港独在香港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以北京应对分离势力的强硬态度,港独的存在,甚至为北京管治香港,提供了更好的借口。至于“一国两制”,如何在这样剑拔弩张的对抗形势之下名符其实地生存,却是更加艰难的光景。

只是,如此的对抗,最终伤害的是香港,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

正如许多评论已经指出的,此次立法会选举前的候选人资格筛选,最大程度地重创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在激进的本土主义者眼中,当前香港的法律已经解决不了政治问题。这无疑是香港最大的悲哀。当公众不相信法律时,走上街头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反抗手段。

今年年初香港旺角骚乱并未远去,这些在骚乱后爆红的青年,在试图进入立法会的战场,却意外被政府的行政权力拒之门外。如此,几乎切断了他们试图通过立法会这一战场来解决问题的可能。

当然,或许可以说,即使他们进入立法会,唯一可能的结果只是使立法会更加混乱。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进行争论,还是走上街头进行不可预测的行为冲突好呢?

更何况,此次候选人资格筛选,在具体援引的法律条文上,各方的解读并不相同。在法律层面上存在模糊空间的情况下,绕过立法直接行使司法权力,不仅容易使方式变得格外刺眼,难以服从,同时也意味着,香港公务员开始失去了中立原则,介入政治。

如此,损伤的只能是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基本法》的认同。而香港社会,亦势必因此而陷入更为对立的二元世界——在“民主/威权”“本土/一国”之间的对立思维中无法自拔。

诚如前面所言,北京并不惧怕港独的存在,而港独也清楚,主张从中国独立,分离出去,亦不能解决香港当前的问题,但也不妨碍他们继续通过这一主张,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和存在;即便他们未能进入香港的政治系统,也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以这些主张,冲撞现有的香港制度。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眼中,当香港的法律解决不了政治问题,其所建立起的制度,是否还能称得上是制度,抑或只是人治的皮囊时,这样的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个箭靶而已。

如果回到源头,其实本土主义并非什么大问题。某种意义上,不过是香港市民对于自身定位以及未来命运的思考而已。很大程度上,是对1997年回归前对自身命运思考的继续。只是时空转换之后,在当前大中华特殊的背景之下,尤其是香港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的刺激下,逐渐走向了死胡同。

激进的本土主义思潮,或者说港独主张,并不值得同情。其失败的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基于此假设而无视其背后的根源,在强硬之外缺乏应有的缓冲空间,则最终付出代价的,是整个香港社会以及其法治精神。

我相信香港的问题并非一个死结,并非没有解决的方法与空间。但在激进的主张与强硬的姿势之外,都需要转换视角。比如“一国两制”的适应性问题,比如对香港身份的理性思考。

现在,香港的“危险游戏”已经开始,开了坏头,能否有个好结局,我们只能祈祷。

作者是广州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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