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郑伟彬
港独，这个在一年之前尚且并不存在的事物，很难说它如今还不成气候。在香港，港独的观点，许多人已经并不避讳。香港中文大学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7%受访者支持这一观点。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其中，15岁至24岁的受访者中，近40%的人支持该观点。同时，还有一些老年人，这些曾经认同“一国”理念的人，现在也开始松动。他们赞同让“两种制度”具有更大的相互独立性。
某种意义上，去年对香港在2017年进行双普选的否决，意外地刺激了香港本土思潮的诞生与扩张；而今年立法会的选举，因为选举管理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的审查，拒绝了包括梁天琦、陈浩天等几名具有港独色彩的候选人资格后，进一步刺激了港独分子的行为——港独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会，甚至声称将为执政做准备。
当然，北京并不惧怕这样的港独在香港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以北京应对分离势力的强硬态度，港独的存在，甚至为北京管治香港，提供了更好的借口。至于“一国两制”，如何在这样剑拔弩张的对抗形势之下名符其实地生存，却是更加艰难的光景。
只是，如此的对抗，最终伤害的是香港，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
正如许多评论已经指出的，此次立法会选举前的候选人资格筛选，最大程度地重创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在激进的本土主义者眼中，当前香港的法律已经解决不了政治问题。这无疑是香港最大的悲哀。当公众不相信法律时，走上街头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反抗手段。
今年年初香港旺角骚乱并未远去，这些在骚乱后爆红的青年，在试图进入立法会的战场，却意外被政府的行政权力拒之门外。如此，几乎切断了他们试图通过立法会这一战场来解决问题的可能。
当然，或许可以说，即使他们进入立法会，唯一可能的结果只是使立法会更加混乱。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进行争论，还是走上街头进行不可预测的行为冲突好呢？
更何况，此次候选人资格筛选，在具体援引的法律条文上，各方的解读并不相同。在法律层面上存在模糊空间的情况下，绕过立法直接行使司法权力，不仅容易使方式变得格外刺眼，难以服从，同时也意味着，香港公务员开始失去了中立原则，介入政治。
如此，损伤的只能是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基本法》的认同。而香港社会，亦势必因此而陷入更为对立的二元世界——在“民主／威权”“本土／一国”之间的对立思维中无法自拔。
诚如前面所言，北京并不惧怕港独的存在，而港独也清楚，主张从中国独立，分离出去，亦不能解决香港当前的问题，但也不妨碍他们继续通过这一主张，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和存在；即便他们未能进入香港的政治系统，也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以这些主张，冲撞现有的香港制度。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眼中，当香港的法律解决不了政治问题，其所建立起的制度，是否还能称得上是制度，抑或只是人治的皮囊时，这样的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个箭靶而已。
如果回到源头，其实本土主义并非什么大问题。某种意义上，不过是香港市民对于自身定位以及未来命运的思考而已。很大程度上，是对1997年回归前对自身命运思考的继续。只是时空转换之后，在当前大中华特殊的背景之下，尤其是香港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的刺激下，逐渐走向了死胡同。
激进的本土主义思潮，或者说港独主张，并不值得同情。其失败的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基于此假设而无视其背后的根源，在强硬之外缺乏应有的缓冲空间，则最终付出代价的，是整个香港社会以及其法治精神。
我相信香港的问题并非一个死结，并非没有解决的方法与空间。但在激进的主张与强硬的姿势之外，都需要转换视角。比如“一国两制”的适应性问题，比如对香港身份的理性思考。
现在，香港的“危险游戏”已经开始，开了坏头，能否有个好结局，我们只能祈祷。
作者是广州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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