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对新马当时的社会乱象，战争期间日军对华人的残杀，战后经济，民生的的百孔千疮，殖民地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新马人民政治意识的觉醒等，都有深刻而富有历史价值的描述。
在书房想找本旧书，找了半天，想找的书没找着，无意间却找到了多年前方修（1922-2010）签赠的《方修诗文选》。随手翻了翻，翻到了书中的《忆萧乾》。说来惭愧，许是当年翻书时翻漏了，这文章于我是陌生的。心里不禁纳闷，从来不曾将方修与萧乾联想在一起，两人竟是相识？
萧乾（1910－1999）曾于1983及1985年两度与文洁若应首届及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邀请，到了新加坡。首届文艺营同時应邀前来的还有艾青和萧军。萧乾性格随和，待人以诚，总是充满笑意的双眼叫人看了也开心。那次的新加坡之行，萧乾结交了不少本地文艺界的朋友，可说广结善缘。
但方修《忆萧乾》追忆的却是1946年年中，他与萧乾在吉隆坡的一席之谈。当时方修在吉隆坡《中华晚报》当记者，在编辑李蕴朗的安排下，与《民声报》的吴冰和《中国报》的李雁宾相偕访问萧乾。
方修自我调侃，由于他们三人都不熟悉萧乾的作品，一时之间无从问起。席间有人提起方修喜欢写杂文，这时方修写道：“萧望着我，颇为认真地说：‘我就不赞成太多人去写杂文。杂文写多了就很难保持对于文艺创作的严肃态度，许多上海亭子间作家遇到报刊的编辑催稿催得急，来不及搞创的时候，就常常写两篇杂文去应付。这是济穷之道。这些作品很少写得好。他们虽然称之为杂感，其实作者是勉强在挤，丝毫也没有实感。鲁迅先生就不同，他的杂文的确确是有所感，不是无中生有，硬挤出来的。’”
萧乾1935年进入《大公报》负责采访，1939年远赴英伦，既任教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及战地随军记者，为二战时期欧洲战场唯一中国战地记者，而且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联军攻入柏林后，他也是第一批进入柏林采访的记者之一。萧乾后来又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以及对纳粹的审判等。
1939年秋天，萧乾从香港坐船经新加坡赴欧洲，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年36岁的萧乾又乘货船回到东方，那回途次新加坡时，他搭火车到马来亚各城镇观光，并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在各地采访。
那一年，萧乾在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滞留一个月，回返中国后写成了采访笔记《劫后的马来亚》，并将他在战前战后的一些采访，出版成《人生采访》。
1983年，萧乾在首届文艺营座谈会上说了，他于1946年在槟城就认识了当时在《星槟日报》任职记者的李炯才。两人37年后在新加坡再见，彼此都已垂垂老矣，李炯才也早已不当记者，从槟城到了新加坡，辗转从政后，官拜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
因为好奇，前两天终于有机会读到了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人生采访》，迫不及待读了《劫后的马来亚》。文章开篇，萧乾描述了他如何经过苏伊士运河，20天以后，跨过红海和印度洋，“来到远东的门户——新加坡”。
从文章中知道，萧乾那年遍访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榔镇（槟城）等地。也跟当地一些名人、报人有过接触，包括陈嘉庚、同盟会会员等。
读《劫后的马来亚》，不得不说，做为记者，萧乾新闻敏感度强，观察力敏锐，字里行间更流露出悲悯之心。相隔七年，重返劫后的新加坡，萧乾感叹道：“新加坡酷热、喧哗，但已没有旧日的整洁。除了一两处西洋人住的地方，全市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
文章对新马当时的社会乱象，战争期间日军对华人的残杀，战后经济，民生的百孔千疮，殖民地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新马人民政治意识的觉醒等等，都有深刻而富有历史价值的描述。
萧乾一针见血地指出：“亚洲经过这场战争洗礼，已不再是昨日的亚洲了。不但印度尼西亚独立旗帜的斜影已投射到整个马来亚半岛，四年的抗日地下工作本身也是难得的政治教育。今天，由于一个白种宪兵踢了某马来工人一脚，所有码头工人（中、印、马来）都罢起工来，并且声明：我们罢工不是为工资，而为尊严。”
对当时新马的经济低迷，萧乾也有所着笔：“锡胶官价低，而且强令售与政府，据说英政府有意趁此给华侨胶业以打击，因而使胶园主和采矿家持观望态度。这样一来，失业问题发生。英殖民当局又对日本军钞概不承认，于是贫穷便带来社会不安。所以目前对英卷土重来后的统治，可说是怨声载道。”
他也记下了这一笔：“四年前，英人撤退是悄悄的，临到大局已去，才把中国政治犯放出，每人授以猎枪来‘保卫’马来亚，弄得后来日兵见了华人就杀。到如今，失踪和被残杀的华侨估计不下10万。”
看得心酸的是，萧乾写道：“最难忘的是我参观学校的时候，一间容五六十人的教室，差不多每个学生肩头上都钉了块麻布（作者按：指丧亲学生戴孝）。拖我去的三轮车夫，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他的爸爸也是被召到暹罗去造铁路，一去未返。”
在1983年首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的一项谈写作经验的座谈会上，萧乾以“老记者”自我定位，并说了他做为记者的原则：“如果我不成材，写不出东西，至少还可以在这大时代里曾经做过一点事，把事实传播了给大众。”
读萧老写于75年前的《劫后的马来亚》，又想及那两次国际华文文艺营期间，与萧老有过的一两次交浅言深的谈话，感触之下，谨以此文向萧乾先生致敬。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