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年代华文课本的最大不同，前者繁体字，后者简体字。 两者相同之处，都用注音符号。
那年悉尼唐人街，一家小文具店，其实很难归类，它什么都卖，报章杂志，小杂货，冰箱里有饮料，架子上也摆一些华文书。每到唐人街多会进去转转，书堆里发现两本小学课本，《最新现代国语》一上和一下。封面的宋体字和插图，似曾相识。想起小学读的课本，很像这样子。书中有一课“哥哥大，弟弟小……”，再熟悉不过了。想买来怀旧却又迟疑，这是1960年代香港版的，是我们读过的那套课本吗？来来去去看很多回，回家前终于下决心买。
旧事重提，因为朋友赠送一本1960年代出版的《华文（六下）》，封面注明“新加坡华文小学适用”。六年级课本，书中插图不多，不像一年级的《国语》那样每一页有大大的图。
《华文》的封面图是两个小学生坐长凳上，一同读华文课本，男生白衬衫蓝短裤，女生红花连衣裙，短发刘海学生装还系个蝴蝶结。看样子是公园树下，背后小矮墙，外面一片绿意，有椰子树，还有那个莱佛士双手交叉抱胸的立像。书中就有第17课 《纪念莱佛士》，从1887年在康乐道上的广场，总督为莱佛士铜像揭幕说起，1919年开埠百年纪念，铜像移到维多利亚纪念堂前。（我的补充，课文没提到日本占领时期，铜像被搬到博物馆里，据说日军打算把它熔了当军事物资，不知为什么后来没动手。战后1946年铜像又回到皇后坊。）有趣的是，课文中把莱佛士称为“华人之友”，说他“看重华人，爱护华人，关怀华人”，现在读起来有点没头没尾。
刚好有一本1950年代的“The Oxford English Course for Malaya”，《马来亚的牛津英文课本（四年级）》，书里也有一课关于莱佛士，说“在马来亚的每个角落，我们都会记得一些白人远离家乡，定居于此，帮助那些需要的人（to help people who needed help）”，其中一名伟人就是莱佛士。
旧课本如此有趣。周维介在《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里说，“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
《华文（六下）》里莱佛士课文的前后，第16课是“宏伟的默迪卡体育场”，第18课“一篇马来亚大选的新闻”。前者介绍吉隆坡的默迪卡体育场的内部设施，说它是“马来亚人民光荣胜利的象征，这座体育场是马来亚联合邦诞生前夕落成的”。后者说1955年“马来亚人民运用新近获得的投票权，选出马来亚历史上的第一任自治政府”。
不谈政治，课文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及人事关系等等。比如《华文（六下）》应用文教学是写退股启事，说那时候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有限公司极少，大多是独资或合伙经营，合伙人经过一段时间难免意见不同，无法合作，有人退股，就得在报刊上刊登声明才有法律依据。另外是写征聘与求职广告，说从前社会生活简单，找事情做或找做事的人，可以拜托亲友，“现在的社会复杂万分，大家的事务很多，而且彼此住家的距离那么远，凡事如要亲戚朋友一一照顾，恐怕谁也没有那么耐烦。”求职启事的范例这么写：“现年16岁，小学程度。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升学，拟在本坡寻觅一职，如报馆校对、商店职员、银行杂役，或其他工作。”
同样是六下的华文课本，1974年出版的《华语》就没有类似应用文。同是六年级，相差个10年，临小学毕业的孩子成长经验看来很不一样。六下《华语》中第一课是青年节，“青年节的开幕典礼，历来都在惹兰勿刹足球场举行，1973年国家体育场落成，才第一次改在那里举行”。（国家体育场如今已经退场，现在的小学生恐怕不知道有它的存在。）其他课文除了名著改写之外，还介绍了实里达蓄水池、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太平湖和咖啡山（看到国家图书馆的电子档案，旧的《华文（六上）》里也有一篇《太平湖与咖啡山》）。太平湖、金马仑、黑风洞、极乐寺等，该是六七十年代人们的喜欢去的旅游胜地。
两个年代华文课本的最大不同，前者繁体字，后者简体字。 两者相同之处，都用注音符号。1973年教育部推行汉语拼音，先在小学低年级开始，还未影响这1974年出版的高年级《华语》课本。
再回去60年代的那两本《现代国语》，课文有“妈妈养鸡，妈妈叫姐姐去拿米，姐姐叫小鸡来吃米”，还有“月亮呀，月亮呀，一把小镰刀呀，挂着做什么呀，下来吧，下来吧”。小朋友家里未必还养鸡，也不一定挂有镰刀，不过他们对农村生活的内容相信还是熟悉的。后来的课本里这些就少见了。
比较好奇的是，《现代国语》里因为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插图不少是家里情景，整套的沙发茶几，有书橱，墙上挂画，饭桌铺着桌布，爸爸穿西装，妈妈穿旗袍，如此中产的图景，会是那时代小朋友们所熟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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