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他的过去握手言和并重归于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他终于屈服于自己的人格结构，放弃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而面临被改变的“自己”也松了一口气，而露出难得的笑容——他们一块在熙攘的汉堡店用餐，安详、踏实，默默无语。
上篇：关于叙述的亲昵
亲爱的西，我最最亲昵的第二人称，诞生于台大毕业回返新加坡不久以后。
就阅读的时序而言，木心和罗智成皆始于台大后半段。但就写作的模子来说，木心于我发酵较早，大三学年末已催生《木心俳句发微》一文；而罗智成《梦的塔湖书简》里的“亲爱的ㄌ”当时虽已熟谙，但其功效却有赖回国后环境转换的促成。
第一篇以“亲爱的西”为叙述对象的文章题为《未知》，1990年3月发表于《联合早报·文艺城》，开头第一段如下：
面临一个崭新的开始以及未来，亲爱的西，我并没有一般惯常的期待或是不安，也不曾刻意做任何心理上的调适和准备，只是依然故我地生活，显得笃定而自在。
彼时我刚回到阔别四年的岛屿，准备重投军旅生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然而，比起赴台湾念书前的那个毛头小子，毕业后的我显然已年岁稍长，并知道未来近两年的日子将相对稳定，且因为没有选择，反而不需引颈期盼或惴惴不安。面对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岛屿，我在《未知》一文中把自己比喻为一个闯入者：“如同一个误闯禁区甚或敌国边界的人，必须努力地以他们熟悉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无恶意和清白，并且，为了在那里继续存活，也得诚恳地检视他们的价值体系以及风土民情，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成为一个积极的因子，注入自己认为是值得的、应该的变数。”
啊，彼时我多么天真。
撇开书写的内容不论，亲爱的西这个叙述对象，提供的毋宁是一种书写的语气，一种亲密乃至亲昵的关系，让我可以向它倾吐所有的心事，不管有多幽微多隐晦。如同罗智成《宝宝之书》里那个比“亲爱的ㄌ”还要亲昵的叙述对象，“有了完美的聆听者，我们自然也会有说不完的完美经验”。对着亲爱的西，我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关于我对重返的这块岛屿的观察，关于其价值体系以及风土民情，铺展为“无座标岛屿纪事”系列短文共14篇，书写时日不过半年上下。
1997年困守岛屿的“八年抗战”结束之后，我再度出国念书。甫抵达剑桥数日，亲爱的西又不请自来；随后的半年左右，在风光明媚、宁静安详的环境中，60篇短文泉涌沓至，以当时的所居地命名为“威治菲尔德书简”，遥遥呼应罗智成在美国威斯康辛攻读博士时撰写的《梦的塔湖书简》。两次的出现都在迁徙之际，说明了亲爱的西回应的，是初到新环境时的闯入状态；但这个移居者、闯入者首先必须是个独处者，因为只有独处的状态，才能让他看清新环境的一切，诚恳地检视，认真地反刍，其价值体系，其风土民情。亲爱的西这个叙述模式，其亲密亲昵实则是一个独处者所需的倾诉对象，如“威治菲尔德书简”系列的序文《独处》所言，“在需要输出的对话时，亲爱的西，你一如往昔地听我喃喃自语”。
喃喃自语，因为倾吐的内容太幽微太隐晦，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人有耐心倾听。罗智成的《宝宝之书》企图描述一些“比‘事件’还小一点的‘事实’，或比‘事实’还小一点的‘感觉’”。这样的内容对于现实中的人往往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必须创造一个亲昵的叙述对象，它擅长聆听，耐心无限，包容体恤，随时恭候。因为它是完美的聆听者，于是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完美的叙述者。
因此，完美的不是叙述的内容，而是叙述的对象、叙述的语气。对着亲爱的西，我毫无掩饰地坦白心迹，把对岛屿的检视总结为“无座标”，谓生活其中的人们“是毫无方向及距离意识的人；他们蒙昧于指南针和里程碑的存在，把三两棵树看成森林，将一口枯井当作海洋，奋不顾身跃跃欲试徜徉其中，无知，但是自得其乐。”对价值体系、风土民情的检视，其结论如是。这个内容确是不完美，但闯入者相信自己是诚恳的、无恶意的，可是闯入者所使用的语言，亲爱的西的叙述，对于在这块岛屿上生活的人们，显然是陌生的，甚至是冒犯的。闯入者的检视并不中听，闯入者闯祸了。
是的，彼时我多么天真。
2019 年夏末，我在旧物中发掘一篇未完稿《一个不合时宜的安那其》的影印本，是对于“无座标岛屿纪事”系列的反思，想必书写于1990年代的某刻：
尽管我十分不愿意承认，但《无座标岛屿纪事》系列确实是我至今的作品当中社会关怀成份最浓的。它写就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半年左右，也是我自台大毕业归国初步安顿时期对这块岛屿的观察与反省。新鲜的接触和撞击总是最直接、强烈及尖锐的，我无法不承认之后逐步融入此地生活规律的自己渐渐丧失了当时近乎歇斯底里的触觉和敏感。
然而说是社会关怀也不尽贴切，因为我从来没有献身社会或介入政治的热忱或野心。这一系列作品毋宁是根植于一种人性关怀，即，一个人可以如何生活，而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又可以如何建构。回国当刻我最热衷的原是文学的欣赏与创作以及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但是此地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荒谬和层层逼近的矫饰迫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些同时庞大且细微的错综复杂的课题。
“一个人可以如何生活，而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又可以如何建构”，确实是当时最困扰我的课题；它让我无法纯粹地从事所谓的文学创作，而在思考上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除了罗智成的《梦的塔湖书简》，回返岛屿初期的那段军旅生涯，我也阅读杨照的《军旅札记》；这本书对于现实中的虚伪与矫饰做出毫不留情的挞伐，然而彼时的我显然缺乏那种社会批判的学识基础及社会关怀的热忱，亲爱的西的亲昵更能满足我反躬自省的需要并提供喃喃自语的叙述模式。至于荒谬与矫饰这些既庞大又细微的错综复杂的课题，当时的阅读与思考的根基有另一个源头，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中篇：媚俗及其不满
《未知》一文提及，必须在检视了岛屿的价值体系以及风土民情后，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因子，注入自己认为是值得的、应该的变数”。这个积极面，我以为值得注入的变数，让我天真地于1990年代初和几个朋友筹办了一本《风见鸡》杂志，出版两期便停刊，而创刊号的专题主题正是米兰·昆德拉。
军旅生涯朝九晚五的规律，我每逢星期二下班后到乌节路的法国语言学院观看免费电影，经常遇见同一所高中毕业的两个学弟妹；某一晚观影后到麦当劳吃宵夜，漏夜倾谈至天明，就这样决定办一本杂志。我们那个年代的文青，都绕不开昆德拉这座大山。在台大念书的后半段，因为台湾解严了，中国大陆的作品也解禁，其中韩少功和韩刚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风靡一时，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亦在那时面世。《风见鸡》杂志创刊号里，我们六位同仁就六个题目自问自答，“为什么做昆德拉”这个专题，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Ludvik在给女朋友的明信片上写道：“乐观是人民的鸦片，这健康的环境发出腥味；托洛斯基万岁。”明信片落入有关当局手中，他遂被送去劳改。这是昆德拉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笑话》，那是1967年。次年捷克爆发“布拉格之春”事件，昆德拉不能见容于新的有关当局而被列入黑名单，作品亦不准出版。“幽默代表一种怀疑，而怀疑代表自嘲。”昆德拉如此形容战友哈维尔的剧作。从照片上看，他们两人的眼神都属于游移不定型，似乎在搜寻一些什么，一种伟大的不停的永恒的质疑，而且散发一股道道地地波希米亚的迷人气息，妩媚，慧黠。我相信他们一定都很爱说笑。
对于现实中的荒谬与矫饰，到了一个地步，只能以幽默对应，否则可能会抓狂。我想当时的我们都可以算是愤怒青年吧，还在念大学或大学刚毕业的年纪，难免对现实有所不满。但或许还有时代的因素——1990年前后，天安门事件，柏林围墙倒下，苏联解体，东欧、中欧各国摆脱共产，哈维尔甚至成为总统。布拉格之春发生的1960年代是个大时代，80和90何尝不也是大时代，而且时代之间有延续性，至少，在哈维尔身上，我们看到对抗与坚持是有代价的，但也可能会有美好的结果。“一个人可以如何生活，而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又可以如何建构”，1990年前后的世界时局，历历在目展示各种可能性：原来荒谬可能会过去，媚俗与矫饰可以被击垮，现实生活并不是无法改变或者被改变。小说家如昆德拉，剧作家如哈维尔，这些曾经质疑甚至挑战当权者的知识分子，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竟然安身立命在一个自己也始料未及之处。昆德拉带根流浪，哈维尔固守城池，面对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或轻或重，当时的我如此评论：“对于人性，他们都是很好的启示”。
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启示，来自我念四年大学的台湾。1987年夏天解严以前的蠢蠢欲动，很快就爆发成众声喧哗的世纪末华丽。光以独立音乐为例，1989年11月，黑名单工作室推出一张名为《抓狂歌》的专辑，一方面对当时的台湾政局与社会乱象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如《民主阿草》《台北帝国》等曲目），另一方面流露对民间与乡土的浓烈感怀（《庆端阳》《新庄街》），甚至不搭调地插入一首委婉到撕心裂肺的情歌《伤心无话》，唯不愿妥协犬儒、抵抗荒诞媚俗、由衷关怀斯土斯民的精神如一。1990年赵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来》被查禁，随即以《把我自己收回来》重新发行，从历史的视角回望，前者竟不经意成为台湾出版史上最后一张被查禁的专辑。掏出来的可以硬生生地收回来，收回来的又可以大剌剌地掏出来，摇滚乐除了自渎以外原就是对权势比中指的行业。赵一豪的歌声中有野兽般的嘶吼与低吟，被禁的那首《震动》赤裸地描述性高潮（你的身体压在我的身上／挤出一股滚烫流满我的身体），改编的新版《创造》嘲讽先总统蒋公的遗训（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丝毫没有因查禁而有悔过之意，甚至其挑衅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这样的放肆妄为，2005年蔡明亮的电影《天边一朵云》接过棒子，安排一群辣妹对故宫博物院前的蒋公铜像上下其手，抚摸铜体之余还对嘴一首听起来不能更天真无邪的老歌《爱的开始》。这一些，这一切，都是对媚俗的不满，也是对媚俗的反抗。
1990年代的无座标岛屿，其实也不乏意识清明之士，勇敢地表达对媚俗的不满。大本营是郭宝崑先生刚创立的“电力站”，《风见鸡》杂志出版后曾在那里的周末户外市集摆摊子，郭先生也为杂志创刊号撰写了一篇《洁癖的负面》，指陈新加坡的爱洁成癖对艺术创作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1993年电力站黑箱剧场上演了新加坡前所未见的“论坛剧场”作品，一种鼓励观众积极介入演出的戏剧形式，但隔年的一篇报章报导却导致剧团从此丧失对于该类型剧场的官方补助（此补助项目要到2003年才恢复）；1993年举办的第一届研讨会“面对艺术——对立与溶合”更是知识界与艺文界的众星云集，其讨论种下了我日后走上文化研究的籽，次年的研讨会更让我借由昆德拉和萨伊德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做了初步的反思。
在这些背景之下，亲爱的西离我越来越远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坐困岛屿的“抗战八年”时期，占据思维的都是如斯沉重的议题，作为一种亲昵的叙述对象和语气，亲爱的西显然无法负荷。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彼时书写的文字所见证的这些所谓“勇于承受思考的煎熬”（《联合早报·文艺城》编辑刘培芳女士为1997年出版的《无座标岛屿纪事》极用心书写的长序以此为题），乃是我戮力认识自己的过程，以及发掘可能的自己的途径，更是对“一个人可以如何生活，而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又可以如何建构”的上下求索。杨牧《大虚构时代》一文的这段话几乎可以概括我那段时期的心迹：
当然，安那其不是天生就安那其的。易言之，天下没有人会从童年（或者少年）晓事开始就自明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安那其之发展，养成，定型，皆有待外在许多政治现实因素来促进，有待整个文化社会和非文化社会之启迪。他需要经历一些有利的精神和感情之冲击，例如目睹一个或多个政府如何骄纵独裁，司法者腐败，立法者贪婪，目睹现有体制内也没有公理，没有正义，小圈子里的特权分子巧取公共资源与财产，大圈子外的人民遂铤而走险，以豪夺回应。人与人之间没有忠诚，没有友爱，只知钻营，斗争，惟利是图；甚至整个教育理念都以私欲的满足为导向，谆谆诱使学生朝自我膨胀，自我弥补的方向迈进；于是学生对知识绝无敬意，对其他人乃至大自然都漠不关心。他必须曾经为这些现实痛心疾首，曾经介入对抗，然后废然退出，才可能转变为一个真正，完整，良好的安那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遑论当年，至今我也不能自诩经已转变为一个真正、完整、良好的安那其，也不确定那是否真是我的理想目标。但那些年不断的煎熬思考，反复辩证的累，日积月累，总要有个出口或安放之处，安那其不过是个权宜的容器。二度出走之时，我32岁，将“八年抗战”的文字集结成书，卷首引述法斯宾达电视系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第九集的片名，“关于多数与少数之间的永恒”（罗智成自己成立的出版工作室就叫“少数”），我不合时宜与格格不入的宿命；卷末引的句子，来自对我的电影欣赏多有启迪的《风见鸡》杂志同仁曾经推荐的法国电影，《忧郁贝蒂》，又名《巴黎野玫瑰》，男主角Zorg说，“到了30岁，你开始知道生命是什么，所以你稍事休息”。休息，不管是不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总之先休了再算，罢休（今天叫做躺平）也是一种安那其。决意远走高飞，不知道能飞多远也要飞，像那个时代的那首歌，“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反正没有答案，安那其怎么会有答案，狠狠丢下一句话：告别文学，告别自己，告别岛屿。
下篇：“这是理性在生活中操作的基本情境”
罗智成与昆德拉的文字都极度理性，与一般对文学的感性认知大相径庭。台大哲学系毕业的罗智成，19至24岁写下的《泥炭纪》即已展现惊人的文字敏锐、奇思异想与理性辩证，而昆德拉的小说简直可以当论文阅读。二度出走的整整20年后，因为新书《慢动作》的出版，在岛屿的独立书店办了发布会，以“文青是怎样炼成的”为题。“八年抗战”时期最亲密的战友k.d.担任主持人，引言时念了《泥炭纪》14.4.1的这段：
晚上，W来了。并且留下来用餐。这样骚动的时日里，两日的分离都使我们觉得睽违许久。我们谈笑、欢聚。但心事重重。
我们谈笑。但心事重重。
我们大声詈骂广场学派的无知，以一种玉石俱焚的恶意。
“我该前进，还是怀疑？”W已有醉意，跳上靠窗的桌台，唱革命时期的反革命歌曲。
我的思虑被歌声打扰。我倾向于怀疑。那比较省力。但是为了避免虚无的陷溺，我必须怀疑我的怀疑……
但这是不冲突的，这是理性在生活中操作的基本情境。
然后他说，“这是理性在生活中操作的基本情境”，这句话可以涵盖我的写作与生活态度。我感动莫名。我以为我熟读《泥炭纪》，但这是我读过且画过线却已遗忘的片段，而这段文字竟然如此贴切准确地描绘了那些年我和k.d.共处的模式：“我们谈笑。但心事重重”，并“大声詈骂广场学派的无知”。就我对文学的理念，在岛屿上或许只有k.d.能懂，看到“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说法我们会鸡皮疙瘩掉一地。窃以为文学毋宁是哲学或社会学，起码也要是人类学，不只观察行为表层更要能提炼出诠释结构。易言之，我厌倦没有理性思辨与知识根基的文学，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不应该是互不干涉的身份。
上文提到电力站的研讨会令我反思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在1994年研讨会后写的长文《时空之间的众声喧哗》里，我尝试与萨伊德对话。其时他的《知识分子论》尚未有中文版，下面这段话是我从英文原著翻译过来：
在强调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时，我没有忘记，在面对一个压倒性强大的社会权力机构的网络——媒体、政府和大机构等（它们排除成就任何事情的可能性）——时，一个人经常感觉多么无力。有意地“不”附属于这些权力机构在很多方面即是无法直接促使改变，而且，噫，甚至有时被贬低至一个证人的身份，见证一个否则不被记录的恐怖。
回到本文的起点，无论身处何处，知识分子都是局外人，都是闯入者，总是用心检视该地的价值体系与风土民情，思索一个人可以如何生活，而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又可以如何建构。知识分子见证权力网络之运作，不齿荒谬与矫饰之横行，记录不公不义之恐怖，在因无力而颓然放弃之前，在转变为一个安那其之前。当然，昆德拉乐于嘲笑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一种多余的东西，是指一个人不了解生活，与群众脱节”。但是，尽管他有再多的怀疑与自嘲，昆德拉的文字还是抱有知识分子的观察与关怀。《笑忘书》中的名言，“人与权势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不仅在法国出版时的1979年有效，在1989年及以后的天安门有效，也在2019年及以后的香港有效。“证人的身份”不是贬低，见证与记录都是神圣的工作，尤其在威权当道的社会。
回望“无座标岛屿纪事”系列文字，亲爱的西的喃喃自语，实则是一种人类学式的记录，观其风土，察其民情，归纳总结出“无座标”之结构。抗战是经年累月且心力交瘁的工程，很累，于是罗智成的另一股声音经常向我召唤：“我有一种坐下来的感觉”。彼时奉为圣经的《梦的塔湖书简》里的《和平》一文，揭橥了筚路蓝缕的我尚未到达的境界：
一个人和他的过去握手言和并重归于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他终于屈服于自己的人格结构，放弃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而面临被改变的“自己”也松了一口气，而露出难得的笑容——他们一块在熙攘的汉堡店用餐，安详、踏实，默默无语。
和自己坐下来和平共处是一种境界，但或许，或许不是我尚未到达，而是不欲到达，不愿屈服，决意改变，决意出走。我有一种坐下来的感觉，果然要等到改变命运，远赴剑桥之后。在那个彼岸，亲爱的西早已等候着我；在风光明媚的环境里，它立即归位，欠身入座，而且叙述的语气安详平和，彷彿不只是和自己，也和世界握手言和并重归于好，于焉有“威治菲尔德书简”的诞生，亲爱的西之重生。噫，那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啊。
外篇：中欧的悲剧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面世以来，昆德拉据闻长期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决选名单上，但每年公布得奖者后的失落喟叹，时日一久，拥趸们好像也认命了。2023年7月昆德拉逝世，享寿94岁，收录他的两篇文章的英文小书《被绑架的西方》也在该年4月面世。第一篇《小民族的文学》为布拉格之春发生的前一年（1967）对捷克作家代表大会所做的演讲，昆德拉还在捷克生活之时；第二篇《中欧的悲剧》则发表于1983年，当时昆德拉已经移居法国八年，但尚未能预见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东欧与中欧因苏联解体后的新局面。被夹在西欧与东欧之间的这块腹地往往不见经传，别说其中那些小国的名字，甚至“中欧”这个概念都付之阙如。昆德拉说，尝试准确画出中欧的边界是没有意义的：“中欧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文化，或者命运”。
对昆德拉来说，这个文化可上溯至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和基督教这两大源头，是欧洲知识分子共享的资源。对于被归为中欧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这些小民族而言，“欧洲不是地理现象，而是与‘西方’划上等号的精神概念”。这种想象，在布达佩斯或华沙都是可能的，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却是不可能。因为在文化上意欲脱俄入欧，中欧各民族与苏俄在历史上时不时关系紧张，此乃这些小民族的长久运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认同，以及因之而付出的代价，昆德拉称之为“被绑架的西方”。中欧自认文化上归属西方，却因地缘政治长期被苏俄绑架，被苏俄错置，被苏俄洗脑；但这些小民族依然负隅顽抗，认同欧洲，向往西方。
中欧小国为什么不愿被苏俄绑架呢？昆德拉用了非常传神的说法：因为前者在最小的空间里谋求最大的多样性，后者则在最大的空间里意图最小的多样性。这个40年前的说法，放在今天的世界时局里仍然发聋振聩。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2022年以来被侵略的乌克兰， 2023年不断被军机军舰骚扰的台湾，都能深刻体会多元价值观与专制一言堂之间的拉拔。亲爱的西，一个人可以如何生活，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又可以如何建构，风土民情的检视，价值体系的认可——再煎熬也要思考这些问题，悲剧一再发生时才知道如何安身立命吧。
（编注：安那其：anarchism，指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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