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挥师南下，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作家们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残酷暴行作出强烈的控诉，同时也赞扬英勇抗日的斗士。


李选楼在2015年出版了《战前新马华文小说的承传与流变》一书，各界佳评潮涌，而今再接再厉，推出《战后新马华文小说评论集》，锦上添花，值得文艺界和学术界关注。这部550多页的巨著，针对二战后到新加坡独立前（1945-1965）的24位小说家的作品，逐一加以评析，抽丝剥茧，淋漓尽致，论点客观，新意层出不穷。


小说留下殖民地时期印迹


评议的重点是放在小说的内容上。这段历史时期，新马经历了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日军的侵略，马来亚的独立，新加坡的自治，新马合并为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政治风云澎湃，在小说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以殖民地时期为背景的作品，有苗秀、谢克、貂问湄、李过、宋雅等的小说。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女人的故事》，刻画了5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的小市民，如扒手、私会党徒、妓女、茶花女等的艰辛生活面貌；谢克的《为了下一代》与《除夕》反映了当时华校教师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困境；貂问湄的《金马梭胶园》描绘了在英殖民地主经营的胶园中胶工的悲惨命运；李过的小说对英殖民地统治者使用卑鄙手段，拐骗华工南来，及其爪牙对华工的残暴行径，揭露无遗。有些被欺榨的劳工，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如《浮动地狱》里的李忠敢与殖民地主的打手土龙抗争，在《新垦地》里的契约劳工敢与工头对抗，选楼指出：“这无疑是新马职工运动的先河。”（第二册，页98）


抗日小说激发国家共识


1941年杪，日军入侵北马，挥师南下，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日军占领新马三年八个月期间，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以这时期为背景的作品有姚紫、苗秀、谢克、赵戎、莽原等的小说。如姚紫的《乌拉山之夜》《秀子姑娘》和《阎王沟》等都是杰出的抗日小说。苗秀的小说中，几乎有一半描绘了日本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如长篇《火浪》《残夜行》，中篇《小城忧郁》，短篇《红雾》《忌日》等暴露了日军大检证，恣意妄为的罪戾，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和《芭洋上》揭发日军奸淫掳掠，滥杀无辜的恶行。这是作家们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残酷暴行作出强烈的控诉，同时也赞扬英勇抗日的斗士。选楼指出：这类作品深具价值“增进了民族主义的热忱，激发国家共识，加速了新马的自治和独立。”（第二册，页223）此外，作家们的创作题材，还包括民生疾苦，如白寒的《新加坡河畔》，于沫我的《客》，铁流的《生活线上》，莽原的《第七桥下》等；写工潮与学运的有：谢克的《暗流》与《助学会》，黛丁的《挣扎》，谢明的《母亲的觉悟》，李过的《大港》和《新垦地》，夏彬的《火的回忆》等；针对华教问题的有：丘絮絮的《学府风光》，谢克的《为了下一代》，征雁的《黄校长》，贺巾的《青春曲》，莽原的《青春的闪光》等，不一而足，无疑是新马独立前夕社会的一面镜子，作品显示了浓厚的本土性，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作者大量使用方言书写


评议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小说的艺术技巧。选楼细致而深入地全面分析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情节的布局，境遇的抒写，对比与讽刺的手法和语言的运用等等。这时期有些作者大量的使用方言。如于沫我使用多种方言，有福建话、上海话、广东话和马来话，谢克用潮州话，苗秀、韦晕、铁流都常用方言，赵戎甚至在《芭洋上》的“后记”里说：“这篇小说是完全用方言写的。”这类作品虽然显示了新马多元民族社会的语言繁杂特色，具有地方色彩，但也造成句子拗口的缺陷，有些读者还得借助注解才读得懂，限制了作品的普及化，因此后来用方言的作者，日渐减少。


选楼在肯定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一些小说的缺点。例如批评貂问湄的小说“时则显现散乱，缺乏组织力的现象，无论是《读书问题》里穿插的受英文教育者的故事，或是《腐蚀》里富人的发迹，都有东拉西扯，让人有堆积材料，不能妥善安排，缺少剪裁的缺点。这也使他的小说在布局方面显得散漫。”（第一册，页260）然而，选楼下笔宽厚，对大部分作者，褒多贬少，有的轻描淡写，点到为止，如评“苗秀的小说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光辉”（第一册，页87），他只在评论中说“有几篇作品在语言的层面上较为生涩”，可惜没有提出具体的实例，进一步加以申论。生平事迹是研究作家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作家的流派，和他们之间的承传关系与相互的影响。本书对作者的介绍，有的较为详细，如姚紫、谢克等，大多数颇为简略，如苗秀、丘絮絮、韦晕、于沫我、李汝琳、赵戎等，有的竟告阙如，如李过、铁流、征雁、黛丁等。这或许是本书可以进一步充实之处。


这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最早发表于2004年，最迟是2018年，跨越14年，在这十多年期间，选楼孜孜不倦地搜索与阅读战后的新马华文小说，并以大量参考资料为依据，精心评析这些作品的内涵与艺术特色，撰为专论，评价允正，时有创意，发人深省，为马华文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应予肯定与重视！


（作者是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研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