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属于大众文学，文类特质使其“商品性”大于艺术价值，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文学界的学者们都将之置于研究殿堂之外。但是近年来，金庸（1924-2018）的武侠世界与现实间的互涉关系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议题。他自1948年移居香港，1950年开始发表小说，逃离中国的内忧外患后，便在香港创办《明报》发诸社会不平之声，同时亦于报刊连载武侠小说。
金庸的小说崇尚侠义精神的展现，将古典为侠的道德思考置入现代事件中，香港这片沃土给了他足够的自由。《笑傲江湖》《鹿鼎记》成形于文革期间，他表示若没有香港就没有《明报》，而《明报》正是展示武侠创作的舞台。
一、渗透式的人性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述及武侠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时指出：“历时地看，武侠小说中侠客从追随清官到反抗朝廷，再到追求个人意识，当然变化极大；可跟同时代其他文学及人文科学著作比较，不难看出，武侠小说在思想观念上，与整个时代思潮大体上保持‘慢半拍’这么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每个不同世代的作家，都得面对他的当代读者，都得回应当代消费文化的趋势，时代的大氛围和品味，直接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思维，基于武侠小说的连载特性（不论是在传统副刊的连载，在武侠网络平台上的创作，或者以漫画周刊的形式发行），“武”与“侠”的比重，各种母题的变化，都跟广大的读者反应有密切的关系。 金庸的武侠小说基本上不脱历史的轨迹，又在此中置入新的文化意义与对人性本质的揭示，而这些元素正是读者在阅读时渴望获得的。他在第一本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巧妙运用汉满不两立与反清复明的历史事实，让真实的乾隆皇帝与虚构的红花会帮主陈家洛深陷于君臣、父子的道德边缘；《天龙八部》中以北宋时期西域异国的民族之争为本，让段誉、乔峰、虚竹等人轮番在命运的摆弄下进行抗争；《笑傲江湖》则展示权力、阴谋与野心的巨大，瓦解了正邪、敌我的秩序，在假想的江湖中暗讽现实政治。金庸极力挑战义气、背叛与生存的界线，也带领读者缝合想象的历史与当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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