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入1月，先走了台湾的简志信，再去了中国大陆的沈昌文，然后，再有新加坡的英培安，三位先生，从七十出头到八十有九，有个共通点：都办过杂志，都曾在每周每月的印刷纸志里，分享文化的梦想。而在三个不同的环境里，也曾都遭遇阻凝，政治的，资本的，戴着铐镣起舞，舞出自己和众人的翩翩圆舞曲。
英培安先生相对是“单干户”，自办刊物，也开书店，写诗写文写小说，亦教学，对“南洋子弟”启蒙殊深。过程里，想必受过不少委屈吧？难怪在杂文里他曾这么写：“我的作品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觉得狗屁也不要紧，只要福禄人寿保险的老板认为是佳作就行了……凭他是设立这个文艺奖的人，而且奖金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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