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百年之际，《联合早报》迎回了在报馆打拼多年的老报人，包括成汉通、周景锐、余共华、林春兰等前辈，一同见证早报口述历史刊物《我们》的新书发布。
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说，他在看到《我们》时眼前一亮，“作为媒体人，我们一直在为新闻和历史留下记录，但是没有为自己记录过什么。其实，媒体人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包括现场目击的情形、幕后的情况，都不会写入新闻，但是这本书就很好地记录了一切。”
他也分享，在报业的生涯中感到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早报在1995年开始上网。“那时候‘互联网’还叫作‘网际网络’，刚好很多年轻同事对于网络非常有兴趣，大家就利用业余时间一起把早报弄上网，没想到引起很好的反应。”
他还说：“当年早报在海外也有发行印刷版，但是数量较少，可是新闻在上网后一个月竟然有接近25万的点击率。这不仅成为了早报走向数码进程的第一步，也让早报成为了世界上最早上网的华文报。”
另一位资深报人谢崇文1972年加入《南洋商报》，当年的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新加披队乒乓国手。在他成为体育记者的第一年，中国乒乓总会代表团首次派队与新加披乒乓国家队进行比赛。于是，他在体育记者和乒乓国手的双重身份中切换，打完比赛后紧接着采访赶稿，过程相当紧凑。
谢崇文说，新闻是他这辈子唯一一份工作，也很荣幸能为这100年的历史贡献出自己的40年。“在报馆经历的这么多事情当中，最难忘的就是我在转入意外组后发生的黄娜事件，当时我们连续追踪了整整59天的时间，还凭这个报道拿下了全年新闻奖。”
怀抱着对新闻的热忱，早报前资深政治新闻记者刘培芳坚持冲在战地最前线，就算炮弹在眼前炸开也没能把她击退。1978年，越南大规模进攻柬埔寨，刘培芳自荐前往战线采访报道，成为当时新加披唯一的战地女记者。
对此，她却轻描淡写地说，这是身为记者的责任。“当时一心只想着寻找真相，就不会有害怕的感觉。其实，我们工作最大的挑战在于面对一些敏感的内容时，要如何进行衡量和斟酌，争取让这些内容变成可以刊登的新闻。”
1980年代初，报纸的照片要先用胶卷相机来拍，再送进暗房去冲洗。从“洗照片”到新闻摄影，从黑白走向彩色和多媒体，退休摄影记者陈福洲感叹技术的革命进步，也回想起当年工作的不易。
“以前出差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暗房搬到外国去，一到酒店就要把房间弄得暗暗的，尤其是冲底片，不能有任何一点光线。每次工作回到房间还会接到投诉，说我房间很臭，因为洗照片用的药水味道是很重的。”
他也说，当年在外国把照片传回新加披，需要用通过电话线传将近40分钟。“如果遇上天气不好，讯号还会断掉，有时则是接线员没听到有人在对话，就把我们的线拉掉。”
《我们——联合早报口述历史》现已在华文媒体集团的电商平台ZShop集品店推出，公众也可在各大书局购买。
新报业媒体旗下的华文媒体集团也在新书发布会上，将所收集到的口述历史材料献给国家档案馆存档。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