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北京办事处里，至今仍存放着几本厚厚的名片簿。每名特派员到任，都会继承这些集满中国学者、机构联系方式的名片簿。
第一本名片簿的主人，是许多特派员眼中的传奇人物——孙传炜。
今年49岁的孙传炜在2001年至2005年被派往中国任特派员，经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五年，先后在广州和北京两地，报道处于剧变中的中国。
谈起做特派员的原因，孙传炜说，当时就是年轻，想要去看世界。
但当27岁的孙传炜初到广州时，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是魔幻：靠近马路的一侧刷得漂漂亮亮，背面却挂满衣服、油漆也不上；有些政策今天宣布，明天就废除了；富裕和贫穷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走过一群乞丐，前面就是高楼大厦……
不过，让孙传炜最难忘的还是2003年在北京亲历沙斯疫情。
他回忆，当时戴上一层口罩就敢出门，地铁里整节车厢空无一人，只闻得到醋的味道，“也不觉得特别危险，因为根本就没人”。
在报道这场疫情时，孙传炜注意到欧美媒体倾向于批判中国政府刻意隐瞒疫情，但早报的处理则相对温和，将重点放在信息不畅通，而不是政府不作为。
“我从新加坡来，所以明白政府为了保持权威，有时会对外表现出一切可控，实际上在背后解决问题。”
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感知差异，也让他看到新加坡媒体的价值。
他说：“那时我就特别觉得早报在中国派驻特派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观点。”
在中国常驻期间，孙传炜一方面看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希望，中国民众越来越富裕、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各种矛盾，中国国力增强的同时民族主义在上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但底层民众生活质量并未改善、地区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拉大等。
面对这些矛盾与反差，孙传炜马不停蹄地寻找一个又一个问题的答案。跑得多了，他也开始意识到，在不同的新闻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更大的动力在推动每一个事件发生。但由于每天都要跑新闻，他没有太多时间深究这些问题。
为了真正弄清楚这些问题，孙传炜在2005年辞去特派员的工作，远赴美国西北大学深造，并于六年后取得博士学位。
2012年孙传炜回到新加坡，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至今，现为国大经济系副教授、国际关系与特别事务副院长，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学。
当特派员就像近距离看一棵树
孙传炜坦言，在中国做特派员的经历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把特派员的经历比作近距离看一棵树，学者的工作则是看整片森林，“我对森林的想象就是基于当年对树的了解”。
从记者转行学术研究，也让他成为一名不那么典型的学者。与主流的方法主导研究不同，孙传炜更喜欢跟随自己的兴趣，由课题主导研究，就像记者挖掘选题一样。
在他看来，记者和学者虽然身份不同，但对一个问题的追根究底是相同的。
2005年离开北京前，孙传炜在北京将工作交接给继任的北京特派员韩咏红。
现在已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的韩咏红还清楚记得，两人约好星期六上午在安静的办公室见面，孙传炜一张一张地介绍名片，将经常需要采访的学者的研究方向、说话风格，甚至包括喜欢面谈或电话受访等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那天两人把名片全部过完，已是几小时之后。
当几本沉甸甸的名片簿接到手中时，它们的分量变得无比厚重，韩咏红当时下定决心，自己离任时，里头的名片只能更多，而且还要接力传下去。
快转到20年后的今天，当年结识的一些学者还是早报的好朋友与受访对象。而孙传炜传递了早报中国报道的火炬，还留下了不论身处什么角色，都要弄清楚每个问题的坚持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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