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家里草拟10月底巴黎行的行程时,才回忆起上几次的巴黎行,恍若隔世。一共去过巴黎三次。第一次是20出头的事了,跟赶鸭团,20几天跑十几个国家那种,跑到晕陀陀,到底那次我们在巴黎待了几个晚上都搞不清楚。倒是住处对过的面包店历历在目。直到今天,依然可以闻到清晨时分飘到街上的面包香,带着刚刚出炉的烫热。还有那棍法国面包,咬下生平第一口的味道,简直惊艳,味觉上的。
第二次跟老朋友去,从伦敦去,坐欧罗星。四天三夜文化之旅,去了罗浮宫,去了奥赛美术馆,去了罗丹美术馆,但都印象模糊。倒是清楚记得我坐火车南下一个小地方,只为了去给塔可夫斯基扫墓,带着两支百合,途中下了一场雨,浇不息我的兴致。一个邮差骑着脚车沿家挨户送信,我小时候的志愿跟我擦身而过。我小时候有很多志愿,除了邮差,还有派报童、动物园管理员、马戏团跑腿、流浪汉。路经某户农舍,一匹灰色马儿回头看了我这个异乡人一眼,又低下头吃草。有个女人在陪她的小孩荡秋千。我向她问路,她指一指大马路的另一边。
找到偶像的葬身之地时已经黄昏了。墓园旁边的杂木林里,雀鸟们正在混声合唱,是献给日落的颂歌。塔可夫斯基是我的观影经验中让我魂牵梦绕的地平线。这条梦的地平线上,后来陆陆续续出现其他导演的身影,奇斯洛夫斯基来自波兰,席兰和卡普拉诺格鲁来自土耳其,贝拉来自匈牙利,苏古诺夫则是同乡,他们每一个都把这条地平线拉得更长一些,也让我的观影视野更为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