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无时无刻都我们的身边，不论是阅读文物、新闻报道，或是平时与周围的人沟通时，都有翻译的空间。
尤其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和语言的环境中，翻译员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确保重要信息能清楚和准确地传达给每一个人。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又会对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冲击或契机？
本期《大特写》，随记者走入三名专业翻译人员的生活中，了解他们为何选择这份幕后工作，以及遇到的挑战、乐趣和满足感。
个案①：年轻翻译员课堂笔记译成英文 从此找到翻译乐趣
一些学生或许会因为升上初级学院后，无须再修读华文而感到庆幸，不过这却让沈晓佩感到很“很奇怪”，之后也让她下定决心把翻译当成“理想工作”。
目前在通讯及新闻部翻译处担任助理经理的沈晓佩（28岁）受访时说：“我和家人平时会在家中说华语，所以已经很习惯平日里会用到这个语言。”
念初级学院的两年里完全没有接触到华文，让她逐渐对华文生疏，就连要向父母解释一些新闻报道或政策时都有困难，让她相当困扰。
沈晓佩之后决定到大学重新修读中文，但在第一学年就遇到了难题。
她说：“两年没有用华文，要我突然开始写汉字很困难，上课时有很多字我都已不记得怎么写，即使会写也写得很慢。”
沈晓佩当时便很自然地把课堂笔记翻译成英文，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竟是她喜欢上翻译的第一步。
她说：“我认为能够说华语，并且以华文把正确和准确的信息，及时地传达给大众，是非常重要的。”
需在短时间 准确翻译疫情信息
尤其是目前发生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有假信息不断传出，因此她与政府翻译团队就更有义务要快速把正确的信息翻译及发送出去。
加上疫情情况不断在变化，团队有时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
例如，在我国的疾病暴发应对系统（DORSCON）升至橙色当天，她和团队在晚上9时30分才接到翻译的通知，每天翻译Gov.sg的WhatsApp群组的疫情短信也需在30分钟至一小时内完成。
另一个让沈晓佩印象深刻的翻译项目，是立国一代说明册。她指出，说名册中有很多不同的信息，团队也得确保文字是年长国人能够轻易理解的。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得负起很大的责任，毕竟这是印刷版本，发出去后不能够再更改，因此每个细节都得仔细翻译。”
除了精通双语 也要掌握科技
翻译员除了得精通双语，如今更需要掌握科技知识。
沈晓佩目前也负责带领团队，探索能够提升翻译工作的新科技，其中就包括政府翻译工具“新译达”（SG Translate）。
出自文科背景的她说，原以为翻译工作只需与文字作伴，但与科技部门讨论时，才发现自己也需熟悉不同的科技用语和常识，因此平日里会抽出时间学习这些术语。
“虽然我们不用参与技术性工作，但我认为自己若能熟悉一些科技知识，将能更好地落实这个工具。”
沈晓佩也正在学习马来文，希望日后能直接与马来同胞交流，无需通过第三语言。
她自去年开始通过私人课程学习马来文，但上了几个月的课后就遇上冠病疫情，因此希望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学习。
沈晓佩说：“对马来文感兴趣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国语，我也一直都认为，如果能以对方的母语和他沟通，相信会倍感亲切。学习一个语言的同时，我也在了解他们的文化。”
她透露，华文和淡米尔文译翻部门的同事也对马来文感兴趣，因此有一名马来文翻译部门的同事自两年前起自愿教导同事们。
个案②：翻译处处长自小热爱华文 A水准考‘D’不放弃
凭借着对语言的热爱，让李秀丽从小到大不愿意放弃中文，尽管学生时期念的是理科，她却坚持投入文字工作，在翻译领域中发展。
47岁的李秀丽曾当过11年的记者，之后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课程进修翻译两年，回国后在通商中国从事宣传和筹划活动的工作，其中少不了翻译中英文的工作。
如今是通讯及新闻部翻译处处长的她，其实自学生时期就坚持着学习华文。
她笑说，小时候家中其实主要以福建话来沟通，但她从小对语言感兴趣，可能源自于爱看电视节目，而且也有阅读华文报纸的习惯。
她在南洋女子中学校和国家初级学院念书时一直都是理科生，不过在国初需要选修一门文科时，她便立即选择华文。“我只是不想放弃华文，就是想持续我对华文的兴趣。”
不过，单凭兴趣不一定能带来收获，李秀丽透露，她在A水准的华文考试成绩其实考得“很不好”，平时热爱的科目竟考到“D”。
如今回想起来，她笑说：“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不过我可能是因为比较懒得背书才考不好，这也没有影响我对华文的热忱。”
因此，李秀丽考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时选择化学为本科，不过她还是特地选了中文为副修课程。“当时副修课程不算学分，我还得特地在周末和晚上去上课，而我也是坚持了下来。”
她毕业后成为一名食品化学家，不过一份在新加坡电视机构（TCS）当记者的机会，便让她立即转换跑道，全力投入文字工作。
李秀丽形容自己说：“我当时很天真吧，就想达成自己的一个梦想，投入这份工作时没有多想，就只是以自己乐观的态度追求这个梦想。”
成功的翻译作品 需靠整个团队努力
要做好翻译工作，最重要的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才能聆听和参考他人的意见，从中学习。
李秀丽指出，做了多年翻译的工作让她了解到，翻译很多时候是很主观的，没有一个人是最好的，因此互相参考和学习才能把翻译做得更好。
她忆述，自己刚加入政府部门时，上司便要她好好探索如何采用科技来提升翻译工作，而她的这种开放的心态便派上了用场。
“我从来不是个会抗拒事物的人，因为我们无法逃避科技的发展，与其被它淘汰，我们更应该学习如何采纳它。”
李秀丽认为，比起两年前，本地翻译界对科技的接纳已算是“大跃进”，毕竟大家已能慢慢看到，使用这类科技在后期修改等方面的效用。
对她而言，成功的翻译作品需靠一整个团队的努力。她说，当团队在翻译一些演讲稿或政策时，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人的努力，只要有一个环节有人做得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成品。
翻译作品或会得到一些批评或负面评语，她对此说：“我一般会告诉团队不要太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谁能够判断哪个翻译最好，更重要的是从更好的学习。”
李秀丽说，这份工作让她感到最有满足感的地方，是可以看到“一组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由团队完成的成品也更有价值。
个案③：私人领域翻译员300页乌敏岛书刊 独立完成如跑马拉松
专业翻译员袁锦昌（51岁）印象最深刻的翻译作品，也是他至今完成最长的作品，是一本由前岛民编撰的乌敏岛书刊《情牵石岛，心系敏江》。
他形容说：“这本华文书刊有近300页，要翻译成英文就像是在跑马拉松，几乎全是由我一人完成。”
他指出，当时编委会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读者阅读这本书，因此邀请他操刀翻译成英文版，而英文版的“Pulau Ubin - Our Heart and Soul”约八个月后就出版了。
袁锦昌指出，该作品除了介绍乌敏岛的历史和资料，同时也记载许多前岛民的故事，因此翻译时不仅得确保准确性，也得带出故事中的情感和细微差别。
他一般对翻译作品的性质或长短没有偏好，不论广告、研究报告，甚至视频字幕都曾翻译过，不过他认为翻译长篇作品总是令人兴奋的，因此不介意下来有机会翻译小说。
他说：“长篇作品花费的时间更长，因此完成后更有成就感，就像是‘生出’自己的孩子一样。”
袁锦昌与翻译的渊源，可从他在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工作时说起。
他当时负责翻译媒体文章、出席讲解会时为中国访客进行口译，同时也在国际活动上以双语沟通，从而提升了他在法律和知识产权事务方面的中英文能力。
在公共领域服务近19年后，袁锦昌决定尝试转换跑道，在约七年前开办一家翻译公司袁译坊。
由于当时许多中小型企业正计划到国外，尤其是中国发展，但运作多数是以英文为主，因此他看准了这方面的需求，从而为这些企业提供翻译服务。
据他的观察，再创造和本地化的翻译下来将有更多需求，而且随着科技发展，翻译的范围也将涵盖网络游戏、视频以及手机应用等。
翻译与作画 同需耐心和不断学习
袁锦昌业余时也是名画家，并曾为多面空墙披上色彩缤纷的新装，而他对画画的兴趣，其实源自于父母从小让他到民众俱乐部上的美术课。
他指出，画画和翻译其实有不少相似处，就如一名画家需耐心学习和练习，以画出更好的作品，一名翻译员同样得不断学习和跟上时事，才能保持相关性。
他说：“就像一种绘画效果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达到，翻译员也能通过多种方法，以另一个语言把信息传达给目标公众或读者。”
翻译让年轻人看到母语与生活事物关联性
尽管本地学生的华文水平逐渐下降，不过社会能以不同方式去鼓励和包容他们，从而提升他们对母语和翻译的兴趣。
“海燕等人”剧团艺术总监林海燕认为，目前要吸引年轻人学习翻译的最大挑战，仍然是他们的华文不够好，对常识的掌握也不足够，而且本地也较缺乏练习的机会。
她指出，华文水平下降已是个大趋势，因此社会也应学会包容他们，不能一味地要求他们达到很高的华文水平，这反而会让他们反感。
林海燕举例说，前年为德明政府中学的中二生上六节戏剧创作课程时，要求学生组队完成华文剧本，不过有其中两组学生竟问她是否能提交英文剧本。
这两组学生因为华文不好，因此觉得以华文编写剧本的话，可能连完成一个作品都有困难。
不过，学生最终决定先以英文写出剧本，再尽量翻译成华文，而林海燕当时也鼓励他们将两个版本的剧本都提交。
她说：“我们要在现有的环境中为这些学生创造出一个生机，鼓励他们即便语言能力不够好也该尽力而为。”
李秀丽也认为，本地翻译界已在往一个令人鼓舞的方向迈进，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在这个领域发展和开拓视野。
她指出，翻译是个能让年轻人看到母语与生活事物挂钩的渠道，从而理解母语不是个很“死”的东西，并且有实用性和相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