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瑾:陈六使重返云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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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湖附近一条名为“南洋谷”的道路正式易名为“陈六使径”,以铭记已故前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使为推动本地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梁伟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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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我应邀在“陈嘉庚论坛2019”发表演讲,题目是“莫逆之交:林文庆与陈嘉庚——兼论历史启示与人物评价”。我在此之前(9月1日)交给主办方的摘要,最后几句这么写:“评价林文庆与陈嘉庚的当儿,不免想起陈六使,他是陈嘉庚极力栽培与深刻影响的爱将,是新马乃至东南亚一位华社领袖、树胶巨人和民办大学创建人,如今还在等候历史的进一步善待呢!”

一个半月后(10月16日),我收到南洋理工大学校方的电邮,邀请出席“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的揭牌仪式,一时惊喜与困惑交织于心。

“人物的评价不易,人物的平反更难”,这句话出现在当天论坛上我的演示文稿软件(PPT)里。的确,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总是左右人物平反的可能性和进程。在新加坡,陈嘉庚因为拥毛亲共(1940年后)而遭冷遇,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被尊崇。

在中国,林文庆因为在厦大与鲁迅起了冲突(1926年),而毛泽东又高举鲁迅(1937年),导致卸下校长职位后近70年消失在校园里,直到2005年文庆亭揭碑,才开始有立足之地;后来,厦大又为他复办国学研究院、重修鼓浪屿故居、补写厦大校史。

如今,厦大上一任校长朱崇实称誉:“没有陈嘉庚和林文庆,就没有厦大”;如今,新加坡视林文庆和陈嘉庚为创业先贤的代表,先后有文庆地铁站和陈嘉庚地铁站。

而陈六使呢?陈六使逝世40周年,我曾在《联合早报》发表悼念他的文章。文章提到陈六使创办与发展南大的艰辛,有这么一段文字:

“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强化了殖民地时代已形成的种族矛盾和语群对立,走在自主独立的道路上,东南亚华人的本土认同因为族群文化的坚持而深受质疑;加上各方权益的角逐,问题更为复杂化,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遂被置于政治火炉上反复烘烤。陈六使,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诡异的历史情境中创办南洋大学,不仅筹建过程中遭遇多方阻挠,在发展阶段也面对满途荆棘。”

筹建时期,南大受到殖民地政府、马来族群和部分英语群的反对,他们将“中国意识”“共产主义”跟大学捆绑在一起。发展阶段,南大依旧无法摆脱政治的缠绕,并在短时间内从教育的争执演变成政治的抗衡。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抗争达至高潮。大选次日,陈六使的公民权被褫夺。不久,他退出大学领导层,离开了奋斗多年的南洋大学。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我在悼念文章中一再发出感叹。然而,道路虽然崎岖,陈六使却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走了10年。他为新马众多华校培养各学科的师资,为成千上万的华人子弟创造升学机会,更为这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同时,在短短数年内,协助世界许多优秀大学和研究机构培育数以百计的学者和科研人员。

更有甚者,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缔造了南大精神。陈六使办大学的呼吁,获得了新马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上至仁商善士下至贩夫走卒,或慷慨解囊、或义卖义踏义演义舞,交织成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人们为理想、为教育、为后代,挺身而出、团结一致,孕育了一种珍贵的南大精神。

校友为了感恩,在他国争取优良表现,然后一个提携一个,让学弟妹有机会深造。其中一些还舍弃在异地发展的大好机会,回返南大任教,协助栽培学弟学妹。这种饮水思源、感恩尽责的情操,丰富了南大精神。

陈六使为新加坡、为南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也好、新加坡也好,南洋理工大学也好,都欠陈六使一个公道。然而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钳制,陈六使重返云南园之路,路亦难行。随着政治环境和校园发展的变化,老人家的脚印才出现在云南园里。

1998年,南大毕业生协会饮水思源,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中心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旨在发扬陈六使和先辈们的办校理念。中心利用基金的利息收入邀请世界各地知名学者,举办公开演讲或讲座,让公众和学子受益。2003年,也就是陈六使离开校园的40年,大学将他的铜像,从不显眼处移至华裔馆一楼的大堂,供人瞻仰。

2012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了南大毕业生协会和《联合早报》,为陈六使举办逝世40周年纪念暨研讨会,《联合早报》(2012年9月22日)会前报道的标题即“逝世40周年,首次大规模活动纪念陈六使”。10月28日当天出席者约500名,国内外、新加坡四大语言的报纸都有报道,中心的网站收集了30多则的纸媒报道、言论、感想等。陈六使受人爱戴与关注,由此可见。

来到2019年,大学决定以“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纪念社团与人物对大学所作的贡献。1953年倡办南洋大学时,陈六使认捐500万作为建校基金,后又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宣布会馆献地500英亩作为校址。他日“陈六使径”完工,老先生可以走出困坐16年的华裔馆,来到小径上漫步。或许,先去看看邻近的福建会馆楼,再穿过小径走向大路,会会创校时期跟随他的连瀛洲。

不过,我有些困惑,楼名、径名、路名,会不会加上中文原名?否则老人家如何识别。我还有个牵挂,历史对待陈六使,是否能像对待林文庆和陈嘉庚那样,周到而完美。陈老先生有朝一日,是否可以走出校门,看看校外的世界,看看新加坡?

是的,人物评价,我们可以从林文庆和陈嘉庚的身上视察。林文庆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以“邪说”形容共产主义,后来又得罪毛泽东力捧的鲁迅。但厦门大学最终抛下意识形态,肯定他的贡献,还他公道。陈嘉庚1940年延安之行后,从拥蒋转为拥毛,战后更有反蒋亲共之举。1950年他选择落叶归根,终老于中国,毛泽东誉之为“民族光辉、华侨旗帜”。但新加坡最终抛下意识形态和本位主义,尊奉他、纪念他。今年,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的纪念钞上,陈嘉庚与另七位有功人士并列。

正确对待历史人物,不仅历史不留憾,先贤的精神遗产也得以保存和传承。林文庆陈嘉庚如此,陈六使也是这般。踏入新世纪,南大精神获得国家领导层和南洋理工大学掌校者一再的肯定。然而,没有陈六使,南大精神显得苍白。真诚迎接陈六使回返云南园,让历史人物获得公正待遇,使南大精神变得更真实,是掌权掌校者应该做的事,也是许多南大校友期盼的事。

2019年10月19日云南园之行,听到的看到的,使我感触良深。我感谢当天的揭碑仪式,但我希望,掌权掌校者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更开明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这不也给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良好的历史教育和示范?

我希望,南洋理工大学,作为一所力争世界级大学的学府,整理自己的历史,增加大学的厚度,提升学生的人格教育。我也希望,老校友抛开不愉快的情绪,让南大的珍贵价值和精神遗产得以延续,让校园一代一代的学子受益。

(作者是南洋大学第11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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