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映画掌舵人周伟堂 为梦想甘当断尾壁虎

堂堂映画掌舵人周伟堂,从剪辑师一路当上影视作品制作人。 (龙国雄摄)
堂堂映画掌舵人周伟堂,从剪辑师一路当上影视作品制作人。 (龙国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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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制作公司堂堂映画创办人周伟堂,从小立志从事影视业,拍摄自己发想的故事。他如愿进入电视台当剪辑师,2007年创办堂堂映画,拍摄纪录片、资讯类节目;过去一年更成功外闯,与马来西亚、台湾公司联合制作了获提名金马奖的电影《五月雪》。一路走来有起有落,只差没有破产,周伟堂形容自己像壁虎,“为求生断尾,不让自己有后路,自然会长出新的东西。”

每每做完深入的人物专访,我习惯在脑中过一遍方才的访问内容,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重点。访完新加坡制作公司堂堂映画的掌舵人周伟堂后,浮现了“壁虎断尾”“理想主义”“生存能力”“冒险家”“顺着流”“往外走”等关键词。

过去一年里,不时听到堂堂映画的跨地合作消息,包括携手马来西亚和台湾公司联制电影《五月雪》,以及跟台湾公共电视台(公视)和新传媒合作资讯娱乐节目《列车人生》。堂堂已跟中国大陆剧《延禧攻略》出品方欢娱影视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有望合作。《五月雪》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的新片《金兰荖叶》,堂堂也有份制作。

记者2月初去台湾工作,看到当地三立都会台播映堂堂新剧《谁杀了她》。该剧云集宣萱、温升豪和李铭顺主演,采新、台同期播出模式,1月在新加坡mewatch、三立都会台和台湾两个串流平台MyVideo及KKTV播放。MyVideo平台早前公布春节收视排行榜,《谁》拿下春节戏剧榜收视冠军。

不惜冒险为本地影剧找定位

堂堂映画2007年创立,主要做纪录片、资讯类节目,2019年推出剧集《北京到莫斯科》。制作剧集并非突发奇想,熟悉周伟堂的人会知道,他从很久以前就想投入影视制作。《北》后,还陆续推出《伺机》《心眼》《卧虎藏鬼》等。

周伟堂告诉记者:“我很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新加坡剧。很多时候,在一个销售市场,新加坡剧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在亚洲戏剧中,新加坡作品没有一个真正的定位,外面的人不懂我们的定位。”

制作《谁》对周伟堂而言是一次冒险,制作费超支百万元。故事题材很黑暗,上不了阖家观赏的新传媒8频道,论商业考量,并非最理想,“但我觉得,这是必须缴的学费和经验。《谁杀了她》成为春节收视冠军 ,下次要谈联制项目,跟人家提起《谁杀了她》,他们会知道。”

当然,这并非周伟堂第一次冒险。他笑说,自己总会在一些关键时刻选择冒险。当年拍《北》纵使做好事前准备,但过程中不乏见招拆招,“有人以为这部剧是在摄影棚拍的,不是啊,我们真的从北京去乌兰巴托、西伯利亚再到莫斯科。”

电影《五月雪》涉及敏感的宗族题材,但周伟堂不避讳,决定制作。他的想法很简单:做吧,然后用作品说话。

周伟堂(后排右)与《北京到莫斯科》导演罗胜(后排左)和演员们在莫斯科合影。(受访者提供)

有经验者的“冒险”之举其实不冲动,而是源自多年累积的专业判断和触觉,在做决定的短时间内,周伟堂已考虑了里里外外,衡量得失,预计后果,看的不只是当前挑战,而是长远的事。要有那个能力和承担,才下得了看似冒险的决定。

往外闯争取联制机会

周伟堂接下来将继续带领公司往外闯,外面还有未知的精彩等待发掘。这份未知,激发了他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他说:“我觉得往外走是无可避免的趋势,我们不能只锁定在新加坡。拍《五月雪》时,看到一个联合制作的可能,联合制作可打开更大的格局和可能性。”

跟公视合作《列》是周伟堂促成的,“我觉得两地合作这样一个资讯节目,证明了新加坡资讯节目有一定能力跟号召力,是有实力走出去的。”

《列车人生》由新加坡和台湾联合制作,周伟堂(左起)与新传媒高层傅彩莉和公视节目部经理于蓓华2023年在“亚洲电视论坛与市场”参加签约仪式。(取自IG)

对于《谁杀了她》在新、台同步播出,他说:“我们走到台湾,所谓的收视率是一个鼓励,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没有真正走进核心地带,我希望接下来能有更多类似的联合制作,不管是在电影或电视方面,或者是资讯节目,我都愿意做。”

周伟堂指出,新加坡影视圈跟外国的相比,没有所谓的针对文化投资的产业链,以台湾为例,相关单位会投资影视项目或者文学、漫画、动画等,当成是文化产业上的一种投资。他说:“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缺乏,没有文化投资的大环境。”

周伟堂认为,新加坡影视制作公司如果要做一些比较不同的题材,不容易获得投资,但不可能永远靠申请官方津贴和资金做事。“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危机感驱使我要往外走,认清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我们要有生存能力,假如没有委约(有提供资金)的项目,我们也要能生存。”

他说:“我希望自己,包括我的团队能走出舒适圈,往外闯,即使失败了,拿回一个经验,我也觉得值得,这也是培养韧性的一种方式。”

学会面对被拒绝的艺术

周伟堂说,他曾想,自己创立公司多年,为何直到54岁才后知后觉,没有早一点外闯。不过,他是一步一脚印的人,是顺着流走的,“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踏出去了,我也更加自信,有了一定的条件和能力。”

采访前询问几个认识周伟堂的人,有人说他是“dreamer”(梦想家),也可称作理想主义者,也有人提到他会砸钱把事情做好。

他没否认,却也不全盘接受,因为“圆梦”和“砸钱”背后,经过不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与挣扎,透过每个抉择修炼智慧,“有时决定错误了,我们也只能往前走,因为那才是未来。所以我一直觉得,也和我的团队分享,要学会面对被拒绝的艺术。早一点有这样的智慧,心会更强大,路会更好走!有些坚持是需要的,这样才会成长,培养出更敏感的判断力与触觉。”

钱可不是乱砸的。周伟堂说,有些画面格局是需要花钱和资源才能打造出来,把钱花在对的项目,才有价值,为作品加分。“有一些项目,我愿意投入资源,我当作缴学费,实验与模拟新的制作模式,培养新的思维与能力。 我相信这会为我和团队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讲到钱,得提到周伟堂在创业初期几乎面临破产;他曾为了等待被电视台录取,穷得只剩十多元;决定到伦敦深造时,他卖掉房子。

从小怀抱影视梦

一切得从头说起。周伟堂小时候很喜欢看电视节目,尤其喜欢守在电视机旁看《星期二特写》;另一个爱好是看电影,小学时期会独自到百乐门戏院看片。追看香港丽的电视的《天蚕变》时,他见到主角翻筋斗惊叹不已,于是参加体操队学习翻筋斗,并代表学校参赛。他从小立志从事影视业,拍摄自己发想的故事,“这个信念一直延续到今天,蛮庆幸的,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周伟堂的学业成绩不错,但1980年代本地没有影视相关专业课程,令他的世界一度歪斜。他原本就读初级学院,后来觉得不适合,便转去理工学院读电子工程系,“那是最痛苦的三年,每天像行尸走肉般,完成课程后立即去当兵。最懊恼的是,在我18岁的时候,理工学院开办大众传播系,后来还有电影、音响与录像系。”他当时想,如果晚两三年出生就好了,可以接受正统的影视教育,离梦想更近一步。

周伟堂退伍后从事了一年的电子工程相关行业,公司后来倒闭。他笑说,当时其实有脱离苦海的感觉。

周伟堂当年在电视台当剪辑师。(受访者提供)

他后来向电视台投递履历,等待答复的那段日子,银行存款剩下十多元,落得吃快熟面果腹,也不敢让家人知道。1994年,他如愿以偿进入电视台当剪辑师,在短短一年内,从晨间新闻节目做到《星期二特写》,这个被同行视为“殿堂级”,亦是他儿时最爱的节目。

当年的周伟堂不爱下班,连农历新年初一初二都回办公室精进作品。他开心得不得了,用自己的时间偷师、学习,不碍着谁,却被一些同事觉得他“破坏行情”。1999年,他卸下剪辑师职务,转到宣传部当编导,作品包括本地经典电视剧《出路》。

后来,周伟堂跟时事组的战友离开电视台创业。据记者查悉,他原来是本地知名制作公司3角60度的创始成员之一。被问起当年离开的原因,他说,跟战友想法不同了,他想做更多创作和执导相关的工作。

创业初期倾家荡产

离开3角60度后,周伟堂投入自由身工作,但他在寻找新方向的过程中,曾经彷徨,不确定自己要什么。他心生一念,决定申请奖学金出国深造,后来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就读一年的剧本创作和制作课程。“那一年带给我的影响蛮大的。我用了一年时间思考要做什么,当时我卖掉房子就去读书,回来后我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要面对的其实是内心的恐惧、不安,跟未来的不确定。”

回想创业初期近乎破产,周伟堂说:“刚开始,我对经营生意的概念不强,很多东西都砸钱去做,到了某个阶段,我几乎变卖了身边所有东西,我还记得身上剩下百多块。”

周伟堂形容自己曾像断尾的壁虎,“有时候要像壁虎,为求生断尾,不让自己有后路,自然会长出新的东西。”

相比其他制作公司,堂堂映画的起步比较慢。周伟堂说,他偏向一步一脚印,其他人的行事方式,自己未必适用,与其贸贸然,不如跟着自己的节奏走,“我追求细水长流的东西,一步一脚印累积实力、能力和基础,到了对的时机,自然而然会走向另一个地方,一个我更舒服、更不一样的环境。”他说,纵使后知后觉也选择“顺着流”。

谈到堂堂映画的下一轮挑战,周伟堂希望自己与团队学会掌握商业经营理念。堂堂团队不乏精兵猛将,当中有不少跟他一样的理想主义“艺术家”,他引以为傲,但也觉得,若要把公司经营好,就必学经营理念,“接下来要学习掌控艺术跟商业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要学会的智慧,尤其当我们开始往外走,我觉得非常重要。要知道现实是什么,当中的困难不少,但这些都会是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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