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9岁的台湾创作歌手郑智化为第二张唱片《单身逃亡》首度来新加坡宣传，他特殊的唱腔与创作才华迅速引起关注。但没想到，引起更大议论的是他的一番话：“新加坡让我感觉像个被阉割的男人。”
这番言论掀起了很大的争议，也让刚凭《单身逃亡》《堕落天使》《别哭，我最爱的人》崭露头角的郑智化，在新加坡的演唱之路几乎中断。在这之后，他没有再为唱片来新宣传，也不在新加坡媒体上有大篇幅访问。然而上个月，郑智化低调来新游玩，终于在事隔35年后，再度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
这次专访，也是《联合早报》记者事隔35年再次访问郑智化，说起来，记者也“参与”了当年郑智化争议，这次访问能“再续前缘”，说来也巧，还关系到“第三者”的牵线。
记者素来和前可登唱片公司宣传张智勇保持联系，去年一次通信中，记者提起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再见到郑智化并访问他。这一提才知道，当年带郑智化跑宣传的张智勇，原来仍和他互通音讯。今年1月，张智勇告诉记者，郑智化2月和朋友私下来新旅游，愿意和记者见上一面。记者说，可以谈谈他最新推出的专辑，甚至可以帮忙安排他上电台和其他媒体。张智勇回复，郑智化这次不宣传专辑，就和记者“独家”见面。
相隔35年的重逢
终于到了约定的这天，在乌节路附近的咖啡馆，郑智化吃完知名鸡饭，在张智勇和三名朋友——其中一名是30年资深新加坡歌迷——的陪伴下，气定神闲等着记者到来。他两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后不良于行，出道时拄着拐杖演唱，近年则以轮椅代步，除了头上多了些许毫无遮掩的白发，其实改变不大。
记者和郑智化握手，坐下，可以从他的脸部表情看出，他正努力地在脑海搜索记忆中存放的“记者”影像。
开场白后闲话两句，记者重提1990年的事件：“1990年你来新宣传，我代表早报访问你，过后发了报道，一切如常。但不久你在杂志《缤纷人生》（已停刊）的专访刊登，你说了‘那句话’，引起热议，我跟进报道，因为报章的影响力，引起更大的反响。”很多人抗议郑智化的言论，虽然没有官方封杀令，但他的“不友善言论”终究切断了他在新加坡音乐之路发展的可能性。
63岁的郑智化听了记者理清当年的事件，恍然大悟：“所以你不是始作俑者！我就说我记得那是个女记者嘛！”他接着还原当年接受那场访问的情景，解释该记者跟他反映一些对台湾的看法，他于是也分享他当下对新加坡的感受。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1988年解除报禁，整个社会掀起自由之风，跟相对保守的新加坡对比有明显落差，也因此让他有感而发：“新加坡让我感觉像个被阉割的男人。”
疫情期间收七位数歌曲版税
他没想到的是，私下与唱片无关的交流，被记者写了出来，而且没有呈现完整的对话，再经由外界解读，酿成巨大的风波。
记者问他，风波之后他对新加坡的看法，他说：“我觉得这个市场不适合我。”尽管他那时误以为自己被新加坡媒体封杀，但他个人并没有“封杀”新加坡。1996年5月，他和苏芮以及已故的张雨生，一同受邀前来本地参加由全国职总和职总心电台联办的演唱晚会，只是当时相当低调，没有接受主流媒体访问。
自那次后，他每次发行新专辑，本地都有乐评人评介他的作品。而经历事件之后，郑智化更清楚自己作品的定位。1992年，郑智化跨过对岸，首登中央电视台晚会，他凭借一首《水手》打开知名度，隔年凭《星星点灯》，又多了一首经典传唱歌曲。他在中国大陆耕耘有成，身影可在一些综艺节目如《声生不息·宝岛季》中寻见。
即使到了疫情的那些年，住在台湾的他无法分身到大陆，他的生活也毫不受影响。他大方告诉记者，他那时一年的歌曲版税高达七位数新元，是过去的三倍！
35年后再看新加坡
2024年10月，郑智化暌违26年再推出新专辑《不思议》。26年不写歌是什么原因？他坦然回答：“就写不出来。”他没有勉强自己，把兴趣转移到写书法、做漆器。不过去年，他“写歌的鬼”——他这么形容“灵感”——回来了。对于新作，他自认是自己的巅峰。
网上有评论，指专辑中的编曲多样、复杂，歌词则更深邃、更富有哲理，反映歌手经过岁月沉淀，文学素养和音乐创作都升华了。何止作品，记者眼前这位歌手，仿佛也从当年尖锐的批判性歌手，变成了更包容的智者。
记者谈回新加坡，问他在这里的三天两夜看到了怎样的新加坡，他笑答：“有进步，开放了，不会再有被阉割的感觉！”语毕，大家都笑了。
他还流露幽默和美食主义的一面，原来他很爱吃各种口味的斯里兰卡蟹。“我以为在新加坡可以吃到这么大的斯里兰卡蟹，那么去斯里兰卡，就可以吃到更大的，”他比了比尺寸，“可是去到那里，当地人说‘没有，都去了新加坡’，这点新加坡很过分！”然后大家又笑了。没有想到，通过斯里兰卡蟹的笑话，记者感应到了那么接地气的郑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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