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站台》里,赵涛饰演的尹瑞娟朗诵了纪宇的《风流歌》,谱写了一群青年随风流浪的故事;24年后,导演贾樟柯拍了《风流一代》(下称《风流》),重现了那个风流的一代。

为什么是风流一代?贾导在访问中说道:“它讲的是不安分的一代,渴求更多自由的一代,这群渴望革新的一代,被称为风流一代。”《风流》是一个长达20年的旅程,它从《任逍遥》开始,贾导手持摄影机,一路追随巧巧的人生。《风流》是巧巧的恋爱史,也记录了那些被时代浪潮抓住的人,就像英文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所示:他们都在时代的巨浪中挣扎、生存。

《风流》和贾导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他用了过往的电影素材来拼贴成巧巧的故事。电影使用了《任逍遥》和《三峡好人》的片段,不同的新闻素材及流行音乐,让观众看见世界在21年的改变,以及巧巧在时代的浪潮中浮沉。不同素材或媒介的拼贴造就了电影的互文性,让电影的肌理更为丰富。然而,素材的堆砌是否也展现了导演的自我耽溺?

影像的回声

《风流》主要使用了《任逍遥》(2002)和《三峡好人》(2006)的片段来建构叙事。第一部分,2001年的大同。巧巧举着她的薄外套走在大街上,路上被小混混骚扰,忍无可忍的她最终做出反击,捡起砖头砸向他们。电单车应声倒落,小混混摔倒在地。熟悉贾导电影的观众在观赏这个段落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任》里巧巧举着薄外套,走到小巷弄里的房子,和小济初见的场景。诸如此类的Deja vu(似曾相识的意思)在片中随处可见,让电影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互文性。

值得注意的是,赵涛在《任》《三》及《风流》里饰演的角色并非同一个巧巧,但这三个不同时空里的巧巧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任》里的巧巧在江湖里走跳,在蒙古酒王的推广活动中舞动,她在自己的世界逍遥快活。《风流》的巧巧似乎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巧巧,观众看到的是她在过去21年里的情感经历以及当中的浮沉。如果说贾导之前的电影反映的是当下,那《风流》则像是一次总结,从更宏观的时间跨度去总结这些生于1970年代的风流一代,而过往素材的拼贴正是为巧巧这个人物下的注脚。

媒介的处理

《风流》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对于不同媒介的处理。比如,2001年在大同的素材是1.33:1,质地更接近数码视频(DV);2006年的素材是1.85:1;2022年的画面是2.39:1,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影像。不同的画幅和影像质感标识了不同的时空坐标,形塑了一个非线性的时空,让电影多了一点实验和后现代主义的意味。这样的做法就像是为“巧巧宇宙”提供了一个骨架,让观众从互文性的角度去重新诠释《风流》的巧巧。《风流》的天然难度在于掌控过往拍摄的素材,并将之拼贴成一个有效且有意义的叙事,导演的功力可见一斑。

电影的拼贴技法似乎过于强调时空的不连续性。或许是受到苏联纪录片先驱Dziga Vertov(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1929)影响(巧合的是,电影项目命名“拿数码摄影机的人”)。但贾导和维尔托夫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纪实性,前者是虚构的影像,后者几乎是纪实的影像。在构建“巧巧宇宙”的过程中,大量过往素材的运用除了丰富巧巧的人物肌理以外,是否有更具实验性质的目的?又是否显得太过自我耽溺?看完全片后,我的不解随着巧巧对镜头的一声怒吼一同宣泄出来。

回到风流这个命题,《风流》为观众展现了风流一代在快速变迁的世界自处的方式。当年的意气风发已然消失,留下的是巧巧缓缓融入人群后的一声怒吼。当年他们所呼唤的变革是否成功?在不断被时间洪流拆解的影像中,观众看到的是被时代浪潮抓着的一群人。《风流》即使碎裂、不完满,甚至显得执迷,但那份执迷,也正是贾樟柯镜头下最真实的告白。

《风流一代》目前在奥登剧场(Oldham Theatre)放映。读者可上亚洲电影资料馆网站:asianfilmarchive.org查阅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