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今天怎么说》——话语不是用听的，是用看的？这部以听障者为题材的港片，最迷人的一场戏，发生在大牌档的宵夜里：两男一女围桌，仿佛一场小型“语言沉浸课程”。
三人如同代表“三大听障族群”——素恩有个健全的虎妈坚持要她融入主流社会，自小配戴人工耳蜗（只能听到约70%的声音且有杂音）、学读唇语，尽管说话像老外硬说粤语的口音和语速；子信的父母都是听障者，把手语当母语；Alan则是“双语精英”，戴人工耳蜗而能说话，又跟子信从小是死党而手语也“溜”，能“听见两个世界”。
素恩早前担任人工耳蜗代言人，一句“愿世上再没有聋人”，激怒“我是聋子，我骄傲！”的子信。但这顿饭是两人和解，相对而坐，Alan居中，原想当两人的翻译；子信笑着阻止，要考素恩手语。素恩这时收起巧笑嫣然，正色摘下人工耳蜗，电影声轨上嘈杂的大牌档环境声音戛然而止。
“语言断裂”制造共情
人说科技赋予沉浸式学习；可对素恩来说，卸下科技才是沉浸。素恩走进了子信的世界；导演的处理更是要把观众也带进她的世界，体验她的“牙牙学语”，连字幕都用得像教学设计。子信放慢速度秀出一串串手语（如：“对不起，我迟到了。”），镜头却不给任何字幕翻译，素恩和不谙手语的观众都一脸懵圈。导演似乎在说：“别急，先品尝陌生。”——这是语言学习者最真实的困境。等到素恩推敲手势、眼神、上下文，用手语复述（如那句“对不起，我迟到了。”），再用手语回复（“没关系”）时，字幕才姗姗来迟，好像老师在等学生把答案说完，才揭晓正确答案。
这样的字幕节奏，就是一场“可理解输入”式的体验课堂：学会多少，就翻译多少；看不懂，就让你继续看、继续猜。观众在素恩的成长里，也成了初学者。这不仅是信息传递，而是一种极高明的共情。导演不把观众当作听障故事的旁观者，而把我们也变成“语言断裂”中的新手，重温初学新语言的挫折，与习得之后的喜悦。
听障者的生存困境
电影不只讲一个人的语言挣扎，也不只讲一群听障者的生存困境。影片提到，早年的聋校为了方便主流社会接纳，禁止学生用手语，要他们戴人工耳蜗，学读唇语，开口说话，仿佛就能消除“不正常”的标签。结果，素恩拼到精算师学位，却只能被安排做小助理，成为公司公益招牌的吉祥物、摆设品；子信想考潜水教练执照，却因没安排手语翻译被挡在门外。社会似乎温柔，实际隐涵结构性冷漠：你最好尽量活动“正常”，别麻烦人家。
这些挫折，导演没有用愤怒宣言去拍，反而用一种灰度渐层的影像语言，慢慢渗进观众的感知。子信的镜头往往稳定，采用固定机位或广角的中远景，让他在街头、洗车场、海滩上，显得自足却也孤立，像个在安静海底漂浮的潜水者。他不怕被看见，却被社会定格在可见又不可听的世界。反观素恩，镜头常手持，特写中闪避游移，剪接也更快，似乎在呼应她不稳定的身份——语言刚学会一半，习惯被主流期待，又向往手语世界；像初学者站在多声道混乱的教室里，目光来不及追逐每一只说话的信“手”拈来。
尤其导演在关键场景常留一丝不顺滑的剪辑，哪怕已和解、已经学会语言，都还残存一点陌生，让观众和角色一起卡住，像在吞咽结巴的第二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比任何标语式的平权表态都来得深刻；它提醒观众，当你的语言要不断解释、不断被修正，哪怕再努力，也可能注定处在不被完整接纳的位置。那种被拍成可有可无的感觉，正是许多体障者最习惯也最无奈的日常。
片中的三角恋，其他论者批评只是偶像剧的妆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化立场的缩影：Alan像社会期待的双语精英，子信代表根深蒂固的手语族；素恩夹在二者之间，必须从迷惘中锚定自己的身份。那顿宵夜，Alan居中当翻译，到最后默默退场，导演其实已交代清楚：并非要观众猜情感归属，而是要看一个学习者如何转向，一位朋友如何放手。爱情只是皮相，这部戏真正写的，还是“说话的人”如何在权力结构与文化归属间，学会倾听，也学会选择。
新加坡电影协会将于7月26日举办《看我今天怎么说》慈善放映会，为新加坡聋人协会筹款；随后8月间也将安排多场公开放映，均以粤语原声呈现。详情可上网：www.singaporefilmsociety.com/the-way-we-talk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