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电影《街头顽童》（Urchin）开场不久，一名年轻邋遢男在伦敦街头低声向路人乞讨：“能不能施舍一点零钱，让我吃顿饭？”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有人皱眉闪避，有人目不斜视地快步走开。镜头远远设在街角，没有配乐，没有剪辑花样，却充满纪实张力。这可能是candid camera（隐匿相机）式的偷拍，记录不疑有他的路人最真实的反应。
这种手法并非首创——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是先例之一，当时已红遍华人世界的巩俐以村姑造型融入农村街头，竟无路人认出。但《街》的用意并非如《秋》的乡土风情，而是冷峻地划出一条界线：在闹市中央，一个“不正常”的人被瞬间推入社会的盲点。
“不动声色”手法动人
影片从头到尾不交代主角的来时路。他有没有家人？为何流落街头？无人知晓。这样的克制处理避免落入陈腔，迫使观众只从他当下的举止、挣扎去理解他。与其说他是一个具体的人物，不如说是被不断推向社会边缘的“生命状态”的载体。没有解释，反而更显压迫——这不是个体悲剧，而是制度性排除下无名者的日常。
他不是没有努力。曾因暴力行为短暂入狱的他，出狱后尝试当清道夫、厨房帮手，也发展过一段感情，甚至和女方家人相处融洽，还被女方父亲如请抽烟一般地请他试吸K他命，而他只是浅吸即止并未上瘾，显示他不是无可救药。可这些努力最终都被性格与处境一再击碎：他情绪化、焦虑，工作中屡屡失控。即便是愿意给更生人机会的老板，最终也只能无奈辞退他。他每次都差一点就走出来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弹回边缘。
影片最动人的，正是这种“不动声色”。导演拒绝煽情，不倚赖配乐或戏剧化逆转，而是用日复一日的琐碎和疲惫来构建人物的人生坐标。主角不是沉默者，而是满腔情绪与语言的普通人：他抱怨、请求、咒骂、解释，也与人建立联系。他说很多话，却始终说不动生活。
这种写实传统明显承袭自Ken Loach（肯洛奇）与Mike Leigh（迈克李）。影片没有逆转胜，也没有社会之光来拯救他，而是让观众被迫陪他一再尝试、一再失败。到最后我们明白：在这样的处境里，活着本身，已经是一份全职工作。
影片保持某种真实重量
与英国社会写实传统呼应之外，《街》也尝试融入一些意识流与象征性处理。片中大约出现两三次的幻觉、回忆或梦境蒙太奇，不是全片的主旋律，而像是情绪溢出时的短暂插曲。有人批评这些片段与写实基调衔接得并不紧密，显得突兀；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点状意象的出现，反倒像导演留给观众的一道出口。它提醒我们，人物的痛苦不仅仅是现实的残酷，还包括心理的裂隙和想象的逃逸。这些小段落虽然谈不上震撼，但让影片不至于完全陷入冰冷的白描。
作为演员出身的Harris Dickinson（哈里斯迪金森）的导演处男作，《街》并非完美。剧情的可预测性，节奏的沉缓，象征意象的点到为止，可能让部分观众觉得诚意多于惊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不惊艳”，恰好是影片的底色。它不像某些议题片那样急于喊出结论，也不走煽情路线，而是以低调的坚持，让边缘者的日常在银幕上被看见。
具体来说，在摄影和调度上，《街》显得极为节制。摄影机常常保持中景与定点，不急于放大人物的痛苦，也不着意营造戏剧冲击。观众既没有被逼迫进入角色内心的强烈共情，也不会被过度美化的镜头牵着走。有人觉得因此欠缺视觉亮点，但也正是这种“不过度”的姿态，让影片保持了某种真实的重量。
因此，《街》并不是一部轻松的观影体验。它缓慢、沉重，却在这种节奏中酝酿出力量。看完后，你可能不会带走一句振聋发聩的对白，但会记住一个身影：在人流如织的街头，他站在那里，低声开口，却始终无人回应。当城市的表面已坚固成制度，个体的柔软该安放何处？
新加坡电影协会将在11月22日公开放映《街》，详情可在11月初上网：singaporefilmsociety.com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