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新加坡影视制作与发行公司Clover Films交出了极为亮眼的成绩单。无论是疫情期间灵活转型，将电影推向东南亚各大串流平台，还是影片制作及合制，两年来拍了七部电影和两部影集。除了入围台湾金马奖的《男儿王》《好孩子》，以及叫好叫座被选为“申奥”参赛作的马来片“La Luna”等，也拍摄了SG60电影《情牵咖啡店》（Kopitiam Days），受到瞩目。
Clover Films董事经理林德，是本地电影圈最活跃的推手之一。
然而，在光环与忙碌的背后，林德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流露了在新加坡筹拍电影的灰心与无力感。
他坦言，若有关当局再无明确的指导方向，他极有可能放弃在本地投资拍片，将制作重心全面转移到包容度更大的马来西亚，而在新加坡则退守基本盘，只做单纯的影片发行。
拍片面临“永远的清单” 成本高昂取景困难
谈及在新加坡拍戏的困境，林德无奈地将其形容为一个“永远存在的清单”，制作成本过高、人工短缺、专业人才不足万物皆贵，严苛的拍摄环境也让电影人寸步难行。
林德指出，2023年资媒局（IMDA）推行的“Made with Singapore”政策曾大力带动了行业活力，只要项目中包含新加坡元素和人才，就能获得政府支持，这让剧组能灵活地将拍摄拉到海外。
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Clover Films尝试了多种突破框框的合作，例如在马国拍摄了极具特色的“La Luna”，与邱金海及菲律宾合作惊悚片“In My Mother’s Skin”（台译《母侵梦魇》港译《凶灵夜妈妈》），以及赴台湾取景，与李铭顺合作并被Netflix买下播映权的影集《黑白清道夫》。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鼓励我们做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可是从去年底至今，我们仍不知道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有关当局会如何支持和推动本地影人及作品？我对前景感到有点模糊。” 林德直言，缺乏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让本地电影人感到无所适从。
林德说：“我不是无病呻吟的人，这两年我们真的做出了成绩。”不过他强调，身为目标清楚的务实制片人，面对充满风险的电影投资工业，如果看不清未来大方向，他宁可“断臂止血”，选择不再开拍或制作新项目。
“拍电影太多风险了。如果接下来还是看不到前景，我就不拍了。”他将把资源和制作重心全面带到马国。“马来西亚政府也很支持，整个生态环境、人才成熟度，以及票房效应都具备了。你看古天乐的‘天下一’也把马国当东南亚的影视制作据点。”
发展AI与虚拟制作之外 更要双向沟通及培育人才
让林德感到不解的，是有关当局的资源分配。未来将有大量资源被投注在人工智能（AI）和虚拟制作（VP）等尖端科技上，以配合大环境的走向，但本地影视业当前最缺乏的仍是“软件”，即培养有说故事的能力和创作的人才。
林德说：“我觉得不同的部门需要和我们这些电影人多接触多聊，才能了解影人拍电影的初衷与想法。交流和沟通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将政策给我们，很难打造一个相辅相成的影视媒体工业。”
《破·地狱》导演想和许瑞奇合作
对于本地电影的票房困境，林德也有非常清醒的认知。虽然本地政治人物如总统、部长和基层领袖等常亲力亲为出席首映礼以示支持，让他颇为感恩，但他强调，本地影视业更需要的是长远、战略性的规划与投资，并得到实质金援。
林德说：“之前见到《破·地狱》导演陈茂贤，他说《好孩子》是他去年看过最喜欢的电影，他很期待能跟Richie（许瑞奇洋名）及（王）国燊合作。不久前李国煌也去参加‘澳门国际喜剧节’，受到推崇……因为有好政策推动好作品，让外面的人看到我们，但我们不该就点到为止，只把它当作另一个‘project’（项目）。因此那时，我跟《好孩子》团队说我们需要去台湾、香港，我知道可能会亏钱得不偿失，但就是得去，在这些地方炒起一些热度，随着各地媒体的报道，也会让新加坡观众对自家作品内容感到兴趣和骄傲。”他认为，这才是能让本地电影人建立自豪感的有效方式。
林德认为，要推动新加坡电影工业，不能单靠“爱国心”绑架观众。“我们可以有更多李国煌、许瑞奇，更多陈哲艺，但我们得相信自己的东西。不能只怪新加坡观众不支持本地电影。有时在一些首映礼上，大家呼吁多支持本地电影，但我不想这么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支持好电影，打上新加坡电影标签的未必就一定是好作品，观众没必要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