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拍剧时代 新加坡影视人坚守故事判断责任　

AI影视已从网络实验阶段，走入主流播出平台。放眼区域，中国首部AI长剧《后西游记》8月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中国国家广电总局9月公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2026年首八个月上线的43万部微短剧中，逾九成为AI剧。

AI制作加速普及之际，中国影视业寒冬也引起议论。一线演员刘亦菲近900天没有新剧开拍，胡歌坦言电影市场机会减少；当专业演员面对无戏可拍，剧组开机锐减，横店影视城不得不另觅出路，推出“我在横店拍短剧”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人均花费200至400元人民币（约38至76新元），便能过一把当短剧主角的瘾。

上述数据和行业状况来自中国，虽无法直接套用在市场规模、制作生态截然不同的新加坡，却足以让本地影视人提前思考：当演员、片场乃至实地拍摄都成为“可选项”，影视人还要守住什么？

《联合早报》访问五名新加坡影视工作者——导演陈子谦、罗胜和洪玉桔，沃土影视掌舵人杨丽娟及Kusu Films监制及制片人黄乙馨。他们都不全然抗拒AI，却一致强调，AI应作为辅助创作的工具，而非取代真人；受访者也以亲身经验，打破“用AI就一定更快、更便宜”的迷思。

杨丽娟早在生成式AI成为一股主流前，便带领团队在2024年推出AI犯罪案件纪录片“The Interrogation”，以科技重新审视相关案件。她认为，这类当事人已不可再访，却有历史资料可循的题材，正适合借助AI来完成。

沃土目前在制作一部60集，每集一至两分钟的AI动画微短剧，历时五个月仍未完成。杨丽娟说，若由真人演出，10至14天便能完成拍摄，随后进入后期制作；采用AI，须不断生成画面，反复调整人物样貌、表情及情绪的连贯性，直到效果令人满意。整个过程同样少不了编剧、导演和剪辑师等专业人员把关，纵使熟能生巧，也并非按下按钮，成品便会自动出现。

杨丽娟强调，AI创作若缺乏专人把关，容易错漏百出，最终沦为外界诟病的粗糙之作，“使用AI却没有人类参与和把关，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AI盛行后，沃土非但没有缩减人手，反而增聘两人负责短视频内容及AI项目。她说：“至少在我的公司，AI没有取代任何职位。”

过去承接不少广告项目的导演洪玉桔观察到，AI正迅速压低商业广告预算。以往制作费约5万至10万元的广告，如今有客户只愿出1万元甚至更低的预算，来制作全AI广告。她分析，广告商或许认为，AI广告只需一人在电脑前操作，不必动用庞大剧组。

洪玉桔说：“如果操作者已经非常熟练，的确可以很快地完成一个作品。但AI依然无法让你百分之百控制成果，须要不断尝试，反复调整。”

对资源有限的独立创作者而言，AI的确打开过去推不开的门。

洪玉桔执导、黄乙馨担任制片人的新加坡电影《泡泡糖女孩》（Ah Girl），原想在片中一段三秒的电视背景画面里，加入日本知名卡通片段，以还原1994年的时代氛围。然而，授权涉及多个版权方，费用高达五位数，且获准使用的素材，年代也不符合设定。由于画面仅出现三秒多，团队最终放弃购买，改由洪玉桔以黄乙馨和她的爱犬为原型，制作原创AI动画。

黄乙馨说，若没有AI，她们未必能以有限预算完成这个构想。AI在这里并非取代演员或剧组，而是补足独立电影人无力负担的那块拼图。

《靓汤》《烧腊》等长片作品导演罗胜，则从零开始学习AI。2025年6月起，他连续一个月每天生成三个约八秒的视频，把过去拍不出的构想化为指令，在一次次尝试中摸索。近日，他花两个多星期，独立完成约六分钟的全AI生成，以1960年代“双枪大盗”林万霖为灵感的短片《疯狗》，并将作品投往AI视频生成平台Higgsfield举办的全球电影节（Higgsfield Global Film Festival）。

罗胜指出，以往独立导演有了故事，还得等待资金、委约和团队到位；如今有AI辅助，便可自行设计人物和场景，把天马行空的构想化为影像。不过，他强调，创作次序没有改变：“一定要先有构想和概念，再写大纲、故事，从剧本着手，之后才设计人物造型和场景。整个过程是一样的，人始终是创作的起点。”

他曾与新加坡制作公司堂堂映画合作，参与年代剧《芳四娘》的前期制作，并用AI预想实景经过改造后的面貌，让美术和布景部门能迅速掌握方向，减少沟通误差。

当被问及绝不能妥协的部分，多名受访者把界限放在“人”身上。

罗胜认为，现阶段最该守住的是真人演员——他们能理解人物意图，即时与导演交流，交出细腻表演。然而“指导”AI演员时，不能只输入“要你愤怒”，还须交代角色为何生气，当下有何动机，否则往往只能得到预设好的表情。

他近期制作一部微短剧《借身还魂》时，便采用混合模式，保留真人演员，再以AI改变背景及补足无法实拍的画面。但这种方式有其代价：演员面对空无一物的空间，少了可以触碰、观察和感受的对象，进而提高表演难度。

黄乙馨颇有同感，“我相信电影仍需要人的触感，也需要共同创作的过程，因为拍电影本来就是团队合作。”

如果所有环节都由一个人在电脑前搞定，她担心会失去影视创作中团队碰撞的机会，“如果没有团队合作，还不如直接请一个工程师把东西做出来。”她今年曾获邀参与全AI电影，却选择婉拒，因为连自己都不想看，便无法说服观众。

洪玉桔可以接受真人结合AI的短片制作（hybrid AI production），但“不想制作一部全AI电影。”她平日经常试玩AI，一度频繁上传相关视频至社媒，但互动不理想，让她感受到观众对全AI影像仍有距离。

她认为，创作者使用AI前必须先自问：动机是什么？若只为了跟风或削减预算，作品显得虚假、不真诚，她便不会跨过那条线。AI可用于预告片、概念样片，或在创作者预算有限，却想传达重要信息时，协助完成真人结合AI的作品。但无论画面是真是假，故事不好，一切都无法成立。

从影近25年的陈子谦，得知部分大型广告公司开始看重导演的AI提示词（AI prompt）能力，而非片场导戏经验，受到不小的冲击。

他担心AI以人类既有的作品和经验为养分，创作者若过度依赖，作品结构和视觉将越来越相似。他也听闻国际影展和创投评审近来收到不少结构雷同的剧本，疑似由AI协助撰写。

陈子谦把人与AI的关系比作一段新恋情，“可能十年后，才知道真正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得与失。”但他并非拒绝这名“新伴侣”。其团队已用AI进行前期视觉预演（visualization）和调色，让各方迅速掌握拍摄方向。但当所有人都照着预演图执行，便利也可能变成限制，片场里的即兴试验、磨合，以及突破想象的空间，都会随之减少。

真人影像之所以能承载集体记忆，在于它记录了时代与人物，我们用影片捕捉一部分历史和现实，这是AI无法做到的。——陈子谦

他的底线，是不接受影视创作走向一个完全不需要人的世界。“AI可以协助资料搜集，但若完全取代人，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只想在自己（在这行）仅有的时间里，保留一些人的触感。”

适逢陈子谦执导的电影《881》明年上映20周年，记者向他抛出一道问题：20年后，观众会否以同样的心情回望一部AI电影？他认为，真人影像之所以能承载集体记忆，在于它记录了时代与人物，“我们用影片捕捉一部分历史和现实，这是AI无法做到的。”

罗胜从另一角度指出，传统经验并未归零。早年拍广告的训练，让他学会在数十秒内安排镜头、对白和节奏；制作知识也帮他判断哪些镜头能够衔接，画面需要什么质感，以及如何写出准确指令。“如果只靠猜、赌运气，那就不是制作。”

AI看似降低影视创作的门槛，但罗胜直言，做出来和做得好是两回事。有些技术人员生成漂亮的画面，却没有传达任何内容。因此，除了真人演员，故事和剧本也是他要守住的根本。

杨丽娟提醒新人，不能为了学习AI，跳过叙事、取材研究过程，以及编剧和导演的基本功，“我们是拥有技艺的影视工作者，不要走捷径，省略学习各种叙事基本功的过程。”

她以沃土近期的监狱题材英语长剧“Yes Captain!”为例，AI只能从网络资料拼凑认知，创作者若没有实地走访、访问相关人物，便无法挖掘具有深度的人生故事。她甚至认为，在AI制作领域最出色的“提示词工程师”，往往是艺术家、编剧或具有文学背景的人——因为他们具备观察、想象和准确描述的能力；摄影及导演经验，则有助使用者判断什么是好镜头。

AI的影响，也落到了生计上。陈子谦如今的广告工作量已显著减少，“有时我会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不属于我了？”

罗胜认识一名收音师，过去几乎天天开工，近期整个月只工作一天；他本身以前一年可执导两三部剧，如今只剩一部。

不过，两人强调，本地影视工作减少涉及市场小，投资及播出平台有限等多重因素，不能全归咎于AI。

洪玉桔说，传统广告工作在AI普及前，早已受到社交媒体和网红经济冲击，AI只是让预算进一步收缩。面对无法逆转的变化，她选择适应：“你无法控制它时，只能规划下一步。”

五人的答案，或积极、或迟疑，彼此的底线也有所重叠：AI可以代劳重复性工作，例如在前制阶段协助生成概念图和场景预览，减少沟通误差，也能处理琐碎的行政工作；它还可补足预算缺口，把不可能的画面变成可能；但人的经验、情感、判断和责任，不能一并“外包”给AI。AI可以生成作品，但最终仍需由人来回答：为什么要拍？又该为画面承担什么责任？

最后，记者问了AI：对于报道课题，有什么话想对影视人说？

它竟然告诉我：“请尽管用我，但别把所有人都省掉。我可以在几秒内生成一座城，却没在凌晨四点等过日出，没见过演员临场多掉的一滴泪，也不必为烂片和票房负责。把重复性工作交给我，把故事、判断和责任留给人。否则有一天，作品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人味——到时别怪我，我只是照你们的提示词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