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挂牌公司陆续发布最新年报，“最高薪掌舵人”五年来首次来自非银行业，去年榜单前三甲的银行总裁这次排名回落，另外多家发展商掌舵人薪酬增幅显著。
企业治理专家受访时指出，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风险可能为企业奖金池形成下行压力，尤其是能源及出口导向行业。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背景下，企业可能重新审视高管薪酬结构。
根据《联合早报》整理的数据，丰益国际（Wilmar International）主席兼总裁郭孔丰在2025财年的薪酬为1237万元，较上财年微涨0.36%，成为去年本地薪酬最高的掌舵人。集团净利增加20.6%至14亿1090万美元（约18亿新元）。
公司去年卷入多个企业丑闻。丰益国际的中国子公司，被当地法院裁定构成合同欺诈罪；五家印度尼西亚子公司则因为涉嫌行贿获取出口准证，被印尼最高法院判处罚款，也有数名职员因卷入事件被拘捕和判监。
郭孔丰在年报中指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集团将通过适当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立场。
排名第二的是云顶新加坡（Genting Singapore）前总裁陈启德，薪酬1215万元，获得最大增幅，主要因为退休前获得一次过900万元特别酬金。集团执行主席林国泰薪酬则下跌27%至2025财年的753万元，集团去年净利跌33%。
向来位于薪酬榜前列的本地三大银行总裁，去年薪酬持平或下跌，其中以大华银行副主席兼总裁黄一宗跌幅最大，从此前的逾1500万元，跌近20%至1204万元。
早前公布的业绩显示，大华银行去年第四季净利同比下滑7%，至14亿1000万元，低于市场预期；全年净利同比下滑23%至46亿8200元。
发展商赚得盆满钵满 星控股总裁薪酬增五倍
《联合早报》自2012年起，根据于年底结束财年的海指成份股公司年报，整理出各企业掌舵人薪酬。今年除成份股外，更增加分析非成份股的中小型企业，以及凯利板公司。
本地房地产市场过去一年表现火热，发展商赚得盆满钵满。其中，星控股（Sing Holdings）总裁李思豪的薪酬增长超过五倍，从前年的129万元达到808万元，总数和增幅相信都排在非成份股的最前列。
史丹福置地（Stamford Land）执行主席欧石吉的薪酬，则从196万元增近两倍至541万元。
大型发展商方面，城市发展（City Developments）总裁郭益智的薪酬，从297万元增加71%至508万元；他的父亲、集团执行主席郭令明，获得740万元的薪酬，增加24.3%。华业集团（UOL）首席执行官粘为信，从289万元增加55%，至448万元。
此外，新加坡置地（Singapore Land Group）以及和美置地（Ho Bee Land）等发展商的高管，薪酬也录得增长。
昇菘林福星薪酬亮眼 与国际同业相比属可观
其他领域方面，本地超市集团昇菘（Sheng Siong）的总裁林福星，表现可谓最耀眼。他去年总薪酬增长13.5%，至802万元。林福星的弟弟、董事经理林佑龙，去年总薪酬同样上升13.5%，至795万元。
林福星的薪酬与国际同行相比也属可观。例如，全美最大超市集团沃尔玛（Walmart）总裁麦克米伦（Doug McMillon），去年薪酬2740万美元（约3487万新元）。
这个超市集团在全美经营5000家大型超市，去年营收7132亿美元。与之相比，昇菘在我国经营约90处店面，去年营收约16亿元。
企业治理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麦润田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昇菘管理层高薪可归因于良好的财务表现，而且这公司在员工花红方面也相对公平。
“将薪酬完全或主要与利润挂钩，通过利润分享的方式，本质上更接近于所有权回报，而非单纯作为管理层的薪酬安排。”
此前，昇菘传出送纯金金币给员工作为长期服务的奖励。服务满20年的员工甚至获得重100克的金币，价值近1万9000元，引发热议。
企业治理专家：与薪酬相关绩效指标披露仍有待加强
麦润田认为，一些公司的薪酬披露仍缺乏足够细节，尤其是在短期与长期激励所采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及权重方面。
本报“企业透视”栏目早前也报道高管薪酬引起的企业治理问题。鸿福实业（Hong Fok Corporation）在过去10多年没有任何新发展项目的情况下，日复一日为高管支付优渥薪酬，但多年只派1分股息，派息总额少过董事薪酬。
根据最新年报，鸿福实业的三名执行董事，去年从公司带走962万元薪酬，较前年下滑28.6%。
麦润田受访时指出，这只是因为与薪酬挂钩的三年平均利润额下降，并不意味公司的治理水平上升。
伊朗战争若延烧 企业或须调整薪酬标准与结构
伊朗战争持续延烧，影响各行各业。国大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教授受访时预计这在今年晚些时候对高管奖金池构成下行压力，尤其是能源、制造业和航运等出口导向型行业。
“由于战争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会影响公司的前景，导致公司在薪酬方案方面更保守，因此薪酬可能会面临额外的压力。此外，来自股东的情绪也可能加剧这种压力。”
他认为，决定薪酬的关键绩效指标（KPI）通常不应频繁调整。更合适的做法是利用特殊事件的逻辑来考虑意外冲击的影响，从而减轻薪酬调整幅度。
麦润田则认为，高管不应在外部冲击下置身事外，公司有必要对绩效指标作出适度调整。“这是为了确保高管专注于帮助应对战争的影响，而不是继续关注在当前形势下不再适用的常规指标。”
他也指出，若企业需要保留现金，以股票为主的薪酬结构取代现金发放是可行选项，“但整体而言，大多数公司的高管薪酬不会成为现金流的沉重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