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中西对立态势加剧让人担忧

6月11日,七国集团和欧洲联盟领导人在卡比斯湾拍摄保持着距离的“全家福”。(法新社)
6月11日,七国集团和欧洲联盟领导人在卡比斯湾拍摄保持着距离的“全家福”。(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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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是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外事活动。他风尘仆仆远渡大西洋,并非只为会见其他六个西方国家领导人而已;在七国集团峰会前,他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双边会晤,并联合发表历史意味浓厚的《新大西洋宪章》;继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广义上的“西方社会”成员国领袖如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南非,也以“民主友邦”的身份与会。拜登随后还安排在日内瓦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此次外交大出击,最大的动机在于因应中国崛起的挑战。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当下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一方面,不少国际问题需要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合作,如冠病疫情、全球贸易、气候变化等;另一方面,二战乃至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国际规则,必然因为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的出现,而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纵观从冷战结束至今中西双方的互动,先是能做到和而不同,到逐步走向对立,有三个根本因素可以初略探究。

首先,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始终存在基本差异。对于占据“普世价值”高地的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一个异类。这种属于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分歧很难妥协。因此,当彼此的实力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时,矛盾就更容易凸显。这也是为何有论者用“新冷战”来形容当前的中西关系。尽管不易妥协,中西分歧原本也能“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安无事。中国从改革开放、转向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工厂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均是在这一分歧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发生。可以说,中国学习了西方的一部分,但没有变成西方,而是找到了制度和道路的自信。

第二,外交风格和目标随着地缘政治条件的改变,导致中西关系从此前的共同“闷声大发财”,蜕化为在众多领域的针锋相对。对自身国力壮大的自信,以及对西方世界相对式微的判断,使得北京近年来更倾向于采取“平视世界”的姿态,且不吝于施展“锐实力”。增加巡逻艇在钓鱼岛宣示主权的次数、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设立军事设备、颁布港版国安法强化对香港的直接管制、派战斗机巡航台湾等举措,加上“一带一路”的推进,以及关于“战狼外交”的争议,都让整体氛围趋于紧张并加剧对立情绪。

第三,传统的国家利益算计,在操作上不够细腻周全,也催化了对立意识。西方自身的社会意识分化、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等,都迫使它们更为内视,间接鼓励崛起的中国去填补国际真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就是对这一地缘政治变革的回应。拜登政府不但大部分继承了前任的对华政策,更在手段上改弦易辙,通过提倡共同价值观来拉拢传统盟友,且借由放行北溪二号油气管工程和日内瓦峰会安抚俄罗斯,以便全力聚焦中国。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反复强调维护“基于规则”的既有国际秩序,正是传统国家利益博弈的体现。美国要借助盟友力量,通过继续掌握制定和贯彻国际规则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和国家利益。

中西对立态势加剧,并不等同于双方必将发生冲突。如前所述,双方意识形态的本质性分歧,并不妨碍彼此曾经的和谐共处。外交姿态和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的算计,更是存在调整、协商、妥协的潜在空间。虽然广义的西方国家在这轮系列峰会上,都基本呼应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关切,但在具体课题上,它们还是难免有自身的考量。这种利益上的不一致,部分程度缓解了中西方朝冲突的歧路上狂奔不止的冲动。

历史发展虽然存在沛然莫之能御的大势,可书写历史的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个人。历史的转折点或许危机四伏,然而同时充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遇。中西关系今后的发展,并非剧本已写好,注定只有一个特定方向,转折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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