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全面审视CECA引发的问题

数据显示,本地新增的PMET工作大多由新加坡人获得,过去15年就业准证持有者增加11万2000人,而本地PMET的增加超过38万人。(档案照)
数据显示,本地新增的PMET工作大多由新加坡人获得,过去15年就业准证持有者增加11万2000人,而本地PMET的增加超过38万人。(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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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印度签署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CA),过去几年来成为国人高度关注的课题,它在网上或是民间引发的广泛讨论中,有多少是合理的质疑,或是因误解而产生的焦虑,即使是在去年的大选选战中,也没有得到全面的审核和解释,而更多是各说各话,没有太多交集。

卫生部长王乙康和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前天针对朝野议员的相关问题发表部长声明,过后引发一场热烈辩论,给这个课题一个全面审视的机会,政府用事实和数据厘清了几个关键问题。

如CECA中没有任何内容,规定新加坡必须对印度的专业人士、经理和执行人员(PMET)无条件地大开方便之门。政府保留完整的权利,决定什么人可以进入我国居住、工作,以及成为永久居民和公民。

外国企业的内部调派员工不能自由进入我国工作,仍须接受额外的审核,包括资历、就业记录和工作经验。外籍员工的家属申请居留权和就业也须符合许多条件。相对于就业准证的总数,因内部调派而来新工作的外籍人士并不多。

来自印度的就业准证持有者比率从2005年的13%倍增至2020年的26%,陈诗龙指出,这是我国数码经济快速发展,而印度刚好是这方面人才最大来源地的缘故。中国曾经也是一个主要的数码科技人才来源地,但因为中国的迅速发展,许多人才现在选择留在国内。

数据也显示,本地新增的PMET工作大多由新加坡人获得,过去15年就业准证持有者增加11万2000人,而本地PMET的增加超过38万人,与此同时,本地仍有2万2000个职位空缺,单在资讯通信领域的空缺就达6000个。这些数据反映出新加坡人才市场的矛盾,本地人才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引进人才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外来人数“处于社会可接受的水平”。

尽管印度籍的金融与科技专才大举来新,并非CECA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CECA对金融和资讯与通信业向印度招揽人才有一定的鼓励作用,外资企业来新投资当会考虑有关的自贸协定。

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今年5月接受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的挑战,在国会提出动议,辩论相关问题。前天的朝野辩论只是一场序幕,政府前天提供的许多数据可以作为未来辩论的基础。

从政前曾经参与新印自贸协定谈判的王乙康在其部长声明中的英文和华文部分,都点出我国在全球经济中面对两个选择:“很多竞争,很多工作;或是,很少竞争,很少工作。”这是两个极端,显然都不理想。从中求取平衡点,是个艰巨的挑战,这也是为何CECA引发人们的焦虑,甚至演变为政治化课题的原因。

自由贸易一向是新加坡这个小国的生命线,国人没有理由反对自贸协定,更没有理由关上国门和心胸。新加坡已经跟多个国家签署了26项自贸协定,唯独CECA成了争议焦点,最大原因是来新的印度籍数码科技专业人士激增,在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中,他们的“存在”成为了一个现象,人们很容易从平日的印象中感受到他们带来的社会冲击,很多中年人尤其担心外来者抢了他们的饭碗,或者带来不公平竞争。

李显龙总理前天也在面簿贴文中表示,人民对工作、外国竞争以及大量外籍人士在本地工作生活造成的影响感到焦虑是合理的,政府将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将一切归咎于CECA,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情况恶化。”

现在正是政府从经济、社会以及各种族人口比例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

王乙康说,“我们应该设法消除人民的疑虑,解决人民的问题,政府有决心这么做,但我们需要人民的配合,同心协力,一起守护国家繁荣的基础。”国会辩论只是个开头,厘清围绕着CECA引发的问题之后,未来如何迈进,政府除了与业界商讨“离岸外包”的做法之外,还需要更多行动方案,既提高国人的竞争力,创造更多高素质的工作,为企业解决人才不足的难题,又减轻引入外来人才所需付出的社会代价。

在现阶段,国人必须放下任何排外情绪,理性地看待问题,才能在这个课题上取得符合国家利益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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