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消解外籍员工带来的社会疑虑

疫情加重了国人对工作前景的不安。(档案照)
疫情加重了国人对工作前景的不安。(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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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周年国庆日前夕,李显龙总理发表冠病疫情以来的第二个国庆献词,重点关注国人面对外籍员工竞争所产生的焦虑情绪,以及扶助低薪工人和处理种族与宗教课题。

疫情加重了国人对工作前景的不安,而某些领域的高薪高职位多数由来自单一国家的人员占据,已成为高度敏感的经济和社会课题。

李总理表示政府会加强管理外籍员工素质和人数的问题,避免他们过度集中在某些领域。“如果我们处理好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继续引进外籍员工和新移民。”人们的焦虑情绪没有得到平息,可能加深他们对外籍人员填补本地职位空缺的抗拒心理。

我国国会也多次辩论有关课题,政府阐述了立场和理念之后,还有必要采取更多实事求是的行动。

上个月初,国会针对新加坡-印度全面经济合作协议引起的争议进行过辩论,透露了许多相关数据,如来自印度的就业准证持有者比率从2005年的13%倍增至2020年的26%,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认为,这反映出全球科技人才需求激增。

同一时期内,本地新增的PMET(专业、经理、执行级和技术人员)工作大多由新加坡人获得,过去15年就业准证持有者增加11万2000人,而本地PMET的增加超过38万人,与此同时,本地仍有2万2000个职位空缺,单在资讯通信领域的职位空缺达6000个。

这场朝野之间的辩论,在国会外并未平息人们的忧虑,来自印度的专才集中在金融业和金融科技领域的中层和高层现象“非一日之寒”。

去年9月,卫生部长王乙康(当时是交通部长)在国会中说,在金融机构任高级职位的新加坡人增加超过五成,从2014年的1700人增至2019年的2600人。

也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董事会成员的王乙康强调,金管局不会姑息对新加坡人不公平的雇佣做法,政府将加大与主要金融机构的接触,培养更多本地金融高级管理人才。

此外,王乙康当时在国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时透露,在金融业高级职位中,我国公民所占不到一半,仅44%,永久居民占20%,外国人占36%。

这些数据证实了社会上的担忧是有根有据的,劳资政三方的“公平考量框架”实行了多年,让受到歧视的本地员工有申诉管道,但显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或全球中心,人们更关心的是,外资带来的更多高管职位,是否能让国人成为主要受惠者。

上个月底,人力部透露,两名印度籍工作准证持有者因在申请证件时提交虚假学历证明被判坐牢,工作证件遭撤销,永久被禁在本地工作。

今年2月,印度政府对马纳夫巴蒂大学涉嫌售卖假文凭进行调查后,引起我国人力部的注意,并开始审查23名在申请工作证件时自称获得该大学文凭的外国人。审查结果,人力部起诉当中三人,另外19人永久禁止在本地工作,其余一人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过去五年,人力部每年平均发现660名外国人在申请工作证件时提交虚假学历证明,平均每年有八人遭起诉。

假文凭现象投射出,一些雇主为填满职位空缺,而降低了外籍人才素质的门槛,这更引起本地人的不满。

在冠病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新加坡却能继续吸引科技和资讯领域的外资,更加成为外籍人员谋求高职的目的地。外籍员工的素质,需要雇主的认真把关和政府的严厉管制。

在各个领域的专业、管理和执行级队伍中,以新加坡人为核心是个可以追求的目标。然而,新加坡人口基数小,当经济蛋糕越做越大时,本地人才无法满足各个经济领域的需求,这是困境的根本。把蛋糕做小,也许就不需要那么多外人,但这是削足适履,得不偿失。

此外,我国经济结构是多元的,这是一个策略性优势,而各行各业应该有本土核心,因此在教育和培训上,也必须避免本地人才偏向某些领域,使得分布失去平衡,这是我们在谈论外籍人员与本地人才的竞争时,必须考虑到的现实。

要防止来自单一国家的员工集中在某些领域,而导致工作文化出现偏差,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确保职位的竞争是公平公开的,另一方面是扩大向外招聘来源,使外籍人员更多元化,这些需要雇主的合作,政府则可以通过政策框架发挥影响力,以扭转目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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