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在小贩中心内用餐后必须清理桌面，把餐具托盘归还架子的法例规定，经过近三个月的适应期后，取得不错的效果。
小贩中心的清洁程度已有显著的提升，也可能是由于防疫措施放松，只允许两人共桌用餐，当限制再进一步放松之后，清洁程度是否受影响，则有待观察。
从9月1日起，环境局执法人员将在全国111个小贩中心执法，对付用餐后不收拾桌子的违例者，受提醒仍不听从者给予书面警告，再犯将被罚款300元。
有关法例覆盖范围也将扩大，把咖啡店和冷气食阁包括在内。
在外用餐是新加坡人的生活习惯，小贩中心素有“国民食堂”之称。由于摊位租金较低，清洁工的人工成本也相对不高，小贩中心的消费价格因此符合中下层的生活水平。多年来，小贩中心的清洁程度不高，跟整个“平民化”收费和作业生态不无关系。
反对由公众自己收拾桌子的部分人士认为，收拾桌子是承包商的责任，不应该由食客自己归还餐具。但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如果为了提高清洁程度，清洁承包商得多雇用清洁工，导致承包成本上涨，食物价格也水涨船高，恐怕不是普通民众所乐见的。当然不是说，价格实惠就理所当然要接受脏乱，但两者间终究存在经济因果关系。
也有人指出，小贩中心的环境卫生跟个人行为有关，环境肮脏，桌子杯盘狼藉，反映出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薄弱，有损国人的形象。此说有一定道理，也可以是一个正面的看问题视角，例如当人们更讲求卫生，更为他人着想时，推行自动自发归还托盘、包括维持好公厕干净等等，总会变得容易一些。人们爱护“国民食堂”的环境，有可能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家一样。
总之，小贩中心的环境清洁与卫生牵涉到多方面因素，其中包括公德心的培养和社会行为的规范。公众教育若能够起到作用是最理想不过，但是当长期的公众教育不能改变公众固有的行为时，诉诸执法是不得已的途径。
当局对这次的立法做了多年的铺垫，首先是不断改善小贩中心的设施，如提升公厕的卫生水平，设置回收碗盘架子。当这些还不能取得显著效果之后，才立法规定，但也招致一些负面反应和舆论批评。
鸟患是长期困扰小贩中心和咖啡店的另一环境痼疾，当人们最近看到连专吃残羹剩骨的鸟儿也显著少了，可能要说，这个立法早就应该落实。
三个月适应期间，一些地方出现回收餐具的架子旁，托盘满地堆叠的现象，突显清洁工人手短缺或架子不足，或是两个因素都有。环境局等各家管理机构与清洁承包商应该共同解决问题。
政府开始执法之后，不等于小贩中心的清洁问题就此成为历史，法律规范只是途径之一。清洁问题包含清洁承包商的成本与效率、公众的合作与对弱势者的同情心。
老弱和行动不便的公众应可豁免归还餐具的责任，公众也可以伸出援手，帮他们一把，显露社会温情的一面。清洁工应该特别注意那些行动不便者，及时帮他们收拾桌子。
维护公共场所的卫生必须成为新加坡人的品质，关键在于公民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的公众教育仍须持之以恒。当环境变得更加清洁，对人们维护公共环境的清洁卫生也是一种诱因，形成良性循环。
日本人把维护公共场合的卫生当作个人的公民责任，而不会因此而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只有达到这样的社会道德标准，强制收拾桌子的法律就可能备而不用，甚至有一天可以考虑废除。让外人感觉到新加坡人的社会美德不是靠法律维持，而是真正发自内心和习惯，必须是最终极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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