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改善小贩收入不能单靠政策

作者认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小贩中心的价格平民化,消费者当中不少正是属于收入底层20%的人群。(档案照)
作者认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小贩中心的价格平民化,消费者当中不少正是属于收入底层20%的人群。(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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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总理在8月29日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论及政府将协助提高低薪工友的工资时说,有一部分成本或许得由消费者“帮忙分担”,并举消费者得准备为一碗肉脞面付出更高的价格为例子。

根据《联合早报网》日前在大巴窑进行的街头访问,以及网络调查,发现大多数读者并不赞成小贩熟食价格起价,认为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改善低薪员工——包括一些小贩的收入。

协助低收入阶层,政府向来多管齐下,其中最主要路径是财政转移,但当中也一贯兼顾到“不养懒人”的施政原则。

自2020年1月起,政府进一步加强就业补助计划,以提高低薪员工的收入和公积金储蓄,鼓励他们工作。合格收入顶限从2000元提高到2300元,每年补助金额可高达4000元。这个补助计划也涵盖自雇人士。

那些在这个计划下受惠的小贩,基本上也是生意欠佳的摊主或是摊位助手,接受帮助的人数或多或少,基本上就反映出小贩行业的一般收入水平。

在小贩的困难时期,政府也推出临时的援助配套。如在今年5月和6月禁止堂食的加强防疫期间,政府一方面增加餐饮业可获得的雇佣补贴,另一方面也给予它辖下小贩和咖啡店租户一个月租金豁免。此外,环境局也同时施予援手,补贴小贩承担的清洁费和洗碗费等等。

津贴小贩摊位租金,其实也等于让纳税人分担小贩经营成本,可被视为间接的财政转移。但对原本就生意好,收入高的小贩是“锦上添花”。

毫无疑问,一般小贩收入不高,但也有部分小贩,口碑好,生意旺,档口前每天排长龙,收入可观,是小贩中的“皇帝”,他们还可以一周休息两三天,或者当中有雄心的,会去开“分摊”,扩大经营点。

小贩中心的生意本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政府通过租金政策管制基本消费水平。有些摊贩的价格比别人低,生意却不比别人好。一些摊贩,为自己的美食添加更多材料,如为肉脞面加鲍鱼或是加蚶,价格因此卖贵了,却不影响生意。

现在一杯咖啡和其他热饮价格都没有统一,小贩各做各的生意。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是小贩中心的优点。

根据人力部的定义,在收入底层的20%属于低收入群体。以目前的工资收入标准计算,月薪低于2033元的全职员工,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的人数达28万3000人。人力部的《2020年劳动市场》报告显示,有近一半的低收入工友年龄达55岁以上,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大多数从事面向国内的服务行业如餐饮以及零售业。所以,把小贩收入跟低薪收入等同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

生意好的摊贩有没有让他们聘请的低薪员工,包括厨师或摊位助手分享好处,提高收入,这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小贩中心的价格平民化,消费者当中不少正是属于收入底层20%的人群。熟食价格的抬高,受最大冲击的也正是他们。

消费能力强的人为了口福,不在意为增添了“附加值”的美食多花一两块钱,他们“吃得起”,小贩可以靠手艺吸引这群“高消费”的人群。但绝大多数小贩,走的还是廉价路线,主要以只想解决一日基本三餐的工薪阶层为服务对象。

因此,政府对小贩的援助必须有针对性,通过摊位租金补贴,减轻他们的营业成本,也应该设法确保收入高的摊贩,能够把利益分摊给属于收入底层20%的低薪助手。

小贩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扮演着平衡生活费的角色,他们也有权利像其他阶层一样改进收入水平,但很大程度上仍须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包括手艺和运营头脑,而不能单靠政策。民间哪里有美食,新加坡人嗅觉最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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