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在8月29日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论及政府将协助提高低薪工友的工资时说，有一部分成本或许得由消费者“帮忙分担”，并举消费者得准备为一碗肉脞面付出更高的价格为例子。
根据《联合早报网》日前在大巴窑进行的街头访问，以及网络调查，发现大多数读者并不赞成小贩熟食价格起价，认为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改善低薪员工——包括一些小贩的收入。
协助低收入阶层，政府向来多管齐下，其中最主要路径是财政转移，但当中也一贯兼顾到“不养懒人”的施政原则。
自2020年1月起，政府进一步加强就业补助计划，以提高低薪员工的收入和公积金储蓄，鼓励他们工作。合格收入顶限从2000元提高到2300元，每年补助金额可高达4000元。这个补助计划也涵盖自雇人士。
那些在这个计划下受惠的小贩，基本上也是生意欠佳的摊主或是摊位助手，接受帮助的人数或多或少，基本上就反映出小贩行业的一般收入水平。
在小贩的困难时期，政府也推出临时的援助配套。如在今年5月和6月禁止堂食的加强防疫期间，政府一方面增加餐饮业可获得的雇佣补贴，另一方面也给予它辖下小贩和咖啡店租户一个月租金豁免。此外，环境局也同时施予援手，补贴小贩承担的清洁费和洗碗费等等。
津贴小贩摊位租金，其实也等于让纳税人分担小贩经营成本，可被视为间接的财政转移。但对原本就生意好，收入高的小贩是“锦上添花”。
毫无疑问，一般小贩收入不高，但也有部分小贩，口碑好，生意旺，档口前每天排长龙，收入可观，是小贩中的“皇帝”，他们还可以一周休息两三天，或者当中有雄心的，会去开“分摊”，扩大经营点。
小贩中心的生意本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政府通过租金政策管制基本消费水平。有些摊贩的价格比别人低，生意却不比别人好。一些摊贩，为自己的美食添加更多材料，如为肉脞面加鲍鱼或是加蚶，价格因此卖贵了，却不影响生意。
现在一杯咖啡和其他热饮价格都没有统一，小贩各做各的生意。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是小贩中心的优点。
根据人力部的定义，在收入底层的20%属于低收入群体。以目前的工资收入标准计算，月薪低于2033元的全职员工，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的人数达28万3000人。人力部的《2020年劳动市场》报告显示，有近一半的低收入工友年龄达55岁以上，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大多数从事面向国内的服务行业如餐饮以及零售业。所以，把小贩收入跟低薪收入等同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
生意好的摊贩有没有让他们聘请的低薪员工，包括厨师或摊位助手分享好处，提高收入，这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小贩中心的价格平民化，消费者当中不少正是属于收入底层20%的人群。熟食价格的抬高，受最大冲击的也正是他们。
消费能力强的人为了口福，不在意为增添了“附加值”的美食多花一两块钱，他们“吃得起”，小贩可以靠手艺吸引这群“高消费”的人群。但绝大多数小贩，走的还是廉价路线，主要以只想解决一日基本三餐的工薪阶层为服务对象。
因此，政府对小贩的援助必须有针对性，通过摊位租金补贴，减轻他们的营业成本，也应该设法确保收入高的摊贩，能够把利益分摊给属于收入底层20%的低薪助手。
小贩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扮演着平衡生活费的角色，他们也有权利像其他阶层一样改进收入水平，但很大程度上仍须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包括手艺和运营头脑，而不能单靠政策。民间哪里有美食，新加坡人嗅觉最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