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公署属下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发表的《2021年人口简报》，显示过去两年的冠病疫情加剧我国原本就已面对的人口危机和人才短缺的问题。
我国总人口连续两年减少，今年6月的总人口为545万人，比去年同期下跌4.1%，减少了24万人，这是自1950年来最大的同比跌幅。
非居民的人口下降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公民和居民人口也是自1970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同比下跌。
去年总体生育率为1.10，2019年1.14。去年的公民新生婴儿3万1816名，比前年少了3.1%，这是纠缠新加坡近30年的不利趋势。对于人口小国而言，出生率低，阻碍经济规模的发展，政府多年来竭尽所能，以扭转趋势，但效果不彰。
公民的新婚人士锐减，创10年来的新低。从前年的2万2165对，减至去年的1万9340对，减少了12.3%。去年的跨国婚姻占总数的三成，低于前年的37%。
不明朗的经济前景是个警讯，它可能进一步导致年轻一代推迟或放弃结婚组织家庭的期望。抗疫措施时紧时松，宴会活动受到限制，一些建设中的预购组屋也延期竣工，迫使不少年轻人改变婚期。要鼓励年轻人结婚组织家庭，政府可以推出更具灵活性措施协助年轻人解决问题。
65岁以及更年长的公民人口增速加快，今年已占总人口的17.6%，10年前为10.4%。基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因素，到了2030年，这个年龄层人口比率将提高至23.8%。
80岁以上的公民人数过去10年不断攀升，截至今年6月，本地共有12万8000名达80岁的年长公民，比2011年高出将近一倍。
而年龄介于20至64岁年龄层的公民占61.9%，2011年为65.1%。估计到了2030年，这个年龄层的人口比率将继续下跌至56%。
人口生育率长期偏低，趋势若无法扭转，后果将在未来十年不断显现。
人口老龄化带来医疗服务与设施的压力，10年之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医疗和养老设施，以及医护人员应付实际的需求？我们现在就必须未雨绸缪。
在疫情和经济改善，更多边境管制放寛之后，一定数量的外籍员工和永久居民相信会回流，但一些长远人口趋势和作用力是结构性的，要改变并不容易。
我国每年接受一定数目的移民，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和缓和生育率持续下跌的危机。靠纳入移民补充人口是可行的途径，但却具有高度敏感性。
我国每年都会接受1万5000人到2万5000人成为公民。另批准每年大约3万永久居民的申请，其中绝大多数介于25岁至59岁。
外籍员工，除了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之间增加约2万4000人之外，过去五年都有所减少，显然与我国大量吸收外籍员工成为尖锐的政治课题有关。
去年6月至今年6月外籍员工锐减14万7000人，主要是反映出各经济领域受冠病疫情的打击，建筑、海事船厂和加工业的工作准证持有者都显著下降。
疫情导致更多人在家上课和办公，公共交通乘客量大幅减少。交通部长易华仁最近透露，去年的巴士和地铁乘客量下滑至疫前的30%和40%水平；今年5月恢复至70%，限制措施收紧后又降低至60%。在疫情之前，公交业者已经入不敷出，政府每年须拨款20亿元补贴公交系统的运营费。
加上人口的减少，公交业的长远运营成本只会不断加重。
新加坡的人口问题极其复杂，且涉及社会和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它潜伏着中长期危机，解决眼前困局的政策与长远的规划必须互相配合。
从另一方面来看，疫情也迫使各行各业在远程运作，节省人力方面发挥创意。但基本的人力需求不可或缺，因此，未来的人口与人才政策都必须与时并进，否则经济蛋糕越做越小，新加坡人的机会将会减少，生活水平也无法提升。
人口危机摆在眼前，政府却必须在许多两难的处境下步步为营，扩大经济蛋糕的同时，也必须降低任何社会成本和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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