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几代人所累积的国家储备，让政府能够在冠病疫情冲击经济、威胁民生的关键时刻，动用来解燃眉之急。同样的，在冠病疫情反复来袭之际，各类复杂的应对措施能得到国人的积极配合，反映了另一种无形的国家储备之丰厚——人民与政府长期所建立的政治互信。然而跟有形的储备一样，政治互信必须持续累积，所以从政者高尚的品格以及政治文化的清明，以及决策者同国民的不间断沟通及互动，是国家未来再度面对危机时所必需的条件。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11月27日举行党大会，该党秘书长及内阁总理李显龙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尽管“奥密克戎”冠病变种毒株可能迫使新加坡的重开计划须倒退几步，但他有信心我国终能找到与病毒共存的方式。这份信心来自于国人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可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执政党长年累月跟国人互动，尤其是忠实履行承诺的结果。同时，国人之间的互信也是重要的因素。
至今，新加坡的疫情基本可控，国门因而能逐步开放，社会经济活动也有序恢复。“奥密克戎”的出现并不会改变这一总体趋势。面对各类不便的防疫措施，如外出随时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堂食和聚会的人数限制，以及对于施打冠病疫苗和追加剂等呼吁，绝大部分国人都予以配合，使得社会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下仍然大体稳定，不似许多西方社会，由于民众对社会精英缺乏基本的信任，导致各种关于病毒和疫苗的阴谋论大行其道，民众抗争不断，社会走向越来越不易愈合的撕裂。
作为反面教材，西方社会应对疫情进退失据，固然有其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文化传统因素，但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却是罪魁祸首。然而左右两派民粹主义之所以有壮大的土壤，主要责任还得归咎于社会精英的失责与失德。从经济政策过于放任和倾向大企业，导致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外国，到提倡与社会基层的传统价值相违背、突出精英道德优越感的各种用“平等”包装的激进意识形态，乃至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防疫措施所表现出的双重标准，让民众丧失了对体制的基本信任，因而政令不行，或引发基层的强烈反抗。
西方社会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的发源地，本来应当有更高的文明资源来对抗疫情，沦落至此，显示光有崇高的理念和悠久的制度，并不足以保障政治文化的清明。社会精英尤其是从政者的人品，才是成败的决定因素。中国传统重视君子政治，以及西方传统的贵族政治，强调的都是“治人者”的个人品德。这正是李总理在演说中指出，国会议员和政治领导人须廉洁、个人行为无可挑剔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认为，有志于公职者不能再以为凭借过人的聪明才智，优异的学术成绩或者无懈可击的经营、管理记录就符合条件，众望所归。这些才能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自律且愿意献身国家的正确动机和精神，还是不宜投身公共生活。
此外，新一代的国人除了对政治精英有更严格的要求，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强烈信念。所以从政者有必要学会聆听和沟通，而不是停留在居高临下的宣示姿态。但就如李总理所言，这并不意味着对错误的观点就失去应有的坚持。当然，什么观点正确，什么是错误，有赖于社会对于大是大非有相近的判断与共识。这种共识跟国人对政府的信任一样，都是弥足珍贵的国家储备，必须时刻珍惜和维护。
疾风知劲草，冠病疫情凸显了新加坡这份国人日用而不知的社会资产，也提醒我们不能坐吃山空，必须时刻培育更多的政治及社会互信。许多国家的民众已经出现抗疫疲劳，疫情的反复同样考验着国人的韧性，而在这个价值大分裂的乱世，基本互信和共识所带来的社会和谐犹如空气，只有当失去了之后，才会意识到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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