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22年1月7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1月3日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避免进一步扩散核武器和发动核战。五国原定1月4日于联合国检讨自1970年开始落实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因为冠病疫情的关系，延后到今年8月检讨。五国在这个时候发表联合声明，固然有其积极的象征意义，至少表明它们对发动核战争的克制，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声明也间接反映了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的严峻程度，显示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的“和平红利”已经消耗殆尽，甚至更预示了新世纪大国之间厉兵秣马的不祥之兆。
战略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本质。作为科技程度和国力的象征，它代表了大国的国际地位与实力。苏联在美国之后快速拥有核武器，除了确保势力均衡，也是为了展现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能力。中国在1960年代大饥荒时期也要拥有原子弹，同样基于类似的动机。之后的印度和南非（后来放弃）等区域人口大国发展核武器，也是沿着相同的逻辑。
作为灭绝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保障了拥有国的基本安全。理论上核武器只能是备而不用，阻吓拥有常规军力优势的敌国入侵并占领本国。有评论称，上世纪的伊拉克和利比亚由于放弃了发展核武器的机会，最后遭遇亡国之祸。如今的乌克兰也因为放弃核武器，而持续面对强邻的军事威胁。朝鲜和伊朗或正是看到这些前车之鉴，才顽强顶着国际压力发展核武器。
因此，拥有核武器的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及英国这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声明，只是一种意义不全面的表态，因为其他核武器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并没有在声明上签字。此外，伊朗等国家都还在积极研发。澳大利亚因为最近刚成立的澳英美联盟，获得英美两国授予研发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将成为准核武国家。日本其实也拥有快速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另外，五国选择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突然发表声明，还可能引发全然相反的解读。世界军费开支在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和1989年达到一个高峰，超过1万5000亿美元。这一开支从1990年代开始就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在20世纪末跌至低谷。这便是一些学者所谓的后冷战和平红利。当时世界主流是全球化经济合作，自由贸易，跨国界的产业链分工让各国相互依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事件。
但是，随着中美国力的此消彼长，北京日益淡化原先改革开放、韬光养晦的国策，而美国基层民意反对本国精英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和政策，掏空了中产阶级和国内实业，遂掀起以特朗普意外入主白宫为标志的民粹主义政治风潮，相继把和平红利挥霍精光。伴随和平红利见底的是全球军事开支的回弹，在2020年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的创纪录高峰。此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武器化趋势，更使得现代常规战争的破坏性不亚于核战争。
当然，联合声明表明核大国须承担责任，避免核武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降低战略风险，指出核武器的作用应当是防卫、抵御侵略和阻止战争发生，以及强调核战争没有赢家，都是正确的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所有核武国家划下道德红线，保障人类文明的安全。然而，联合声明也予人一种先礼后兵的不祥之感。这可能在预示，一旦大国间接或被迫卷入冲突，彼此有避免动用核武器的默契。
这无疑有降低常规战争爆发的门槛的反效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列重兵且蠢蠢欲动，中国大陆加紧对台湾的海空巡逻和军事压力，背后都牵涉美国乃至英法等核武大国。西方情报界相信，乌克兰危机有可能升级为热战，而这也可能诱发台海的军事对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联合声明未必能取得所要的效应。当然，我们希望这仅是杞人忧天；可是时局的走向，却又让人不敢太过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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