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约6000名律师，去年放弃律师专业的人数多达538人，创下五年来的最高纪录。在之前的四年，每年平均有380人至430人放弃当律师。换句话说，去年离职的律师人数比往年增加超过三成。另一方面，去年宣誓的新晋律师写下新低，只有457人。
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陈锦海指出，“大辞职潮”冲击全球多个地方，而我国也出现了律师“大辞职潮”。辞职的律师以执业少过五年的资浅律师居多，离职的律师多过新晋的律师，让律师公会感到担忧。它将展开调查，了解大辞职潮是否影响律师专业，并研究年轻律师离职率的问题。
其实，大辞职潮不仅冲击律师界，医疗行业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去年上半年，我国有约1500名医护人员辞职，人数接近往年全年约2000人的水平。卫生部将加快从国外招聘医护人员的工作，以弥补医护人员的流失。
“大辞职潮”是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安东尼·克劳兹提出的名词，这股风潮也源自美国。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从去年4月开始，美国就进入不寻常的辞职潮，当月辞职人数超过399万人，突破2000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之后几个月，辞职人数节节攀升，在10月份，有420万人离职。美国的失业率大幅下跌，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人不再积极找工作，离开了劳动市场。
大辞职潮的原因很多，因不同地区或行业而异。不过，疫情导致人们心力交瘁，并重新审视工作的意义与人生的方向，被普遍视为大辞职潮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数码化时代讲求速度与效率，加快了工作的步伐，加上手机与电邮的普及化模糊了工作与日常生活的界线，加重了工作量，都促使更多人兴起改变跑道或放弃工作的念头。
在中国，“躺平”一词的出现，则反映了年轻一代的彷徨与迷失，并情愿过小确幸的生活而不愿意继续留在“996”制度（工作从早上9时到晚上9时，每周工作满六天）的职场。
总体而言，我国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辞职潮，但从律师业以及医疗行业的离职数据显示，某些行业已面对这个挑战。急速发展的数码化以及旷日持久的疫情，彻底改变了职场的形态与雇佣关系，而不少在职场打拼者也面对心理健康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可能在我国造成辞职潮的蔓延。
劳动市场适量的流动率，有助于维持企业的活力，并提高竞争力。然而，过高的流动率将导致劳动市场的失衡，并使某些行业陷入劳工短缺的困境。在疫情期间，不少人失去了工作，但却有一些企业面对员工短缺的挑战。在经济重启后，员工短缺的问题更棘手，而大辞职潮无疑是雪上加霜。若劳工市场供需失衡情况更严峻，这将可能大幅度推高工资以及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利率调升的忧虑。
其次，企业或行业出现辞职潮，将导致技能的损失，并影响经验的传承。律师或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都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后才进入职场。
如果过多的专业人士学非所用，对他们个人而言，只是半途转换跑道去追求自己的新理想，但从社会的角度而言，专业人士学非所用，意味着资源的错配，技能的流失。从企业或行业的角度来看，将导致青黄不接或经验断层的现象。
大辞职潮反映了富裕社会中人们不愁吃穿的问题，并以追求个人志趣为重。企业要留住员工，除了薪酬之外，可能更要注重年轻一代的员工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诉求，并协助他们从工作中找到意义和满足感。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在追求个人理想时，也应面对现实，谨记个人在社会中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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