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4日
李显龙总理在壬寅年的新春献词中说，希望虎年能有更多新人和虎年宝宝。根据新加坡人口统计公报，去年有3万8651名婴儿在本地诞生，比2020年的3万8705名略少。提高出生率是长期国策，但现代化和都市化意味着传统社会规范瓦解，结婚生子已经属于个人人生选择，所以鼓励年轻人生育，必须从改变观念入手。
西方俗话说“未来属于有登场的人”，失去下一代人的传承，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成就，终究是为人作嫁。新加坡自建国以来，经历几代人的牺牲奉献，才取得了今天为世人所称羡的宜居环境和庞大财富。如何确保这些资产得以延续，当然就得依靠后人子弟的“登场”。因此，尽管生育是个人的决定，不生育或生育不足却是集体的后果。要避免外人在自家场地夺冠称雄的温布顿效应，维持适度的生育率是唯一选择。
作为主要由移民建构的社会，新加坡非但不排斥外地人，还把国民身份认同定义为自主的抉择——有能力且愿意认同这方土地者，都可能成为新加坡人。但是身份认同必须立足于历史传承，前辈移民主要来自中国闽粤沿海地区、南印度兴都社群及马来群岛。他们所形成的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和饮食文化，演变凝聚为如今的新加坡人核心。所谓外来人才的融入，正是对应这一核心而言。如果这一核心后继无人，国家社会就会沦为一盘散沙。
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落是当前发达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西欧及北美之外，连受“无后为大”儒家观念影响的日本、韩国、两岸三地等都难以幸免。其中的原因复杂，包括竞争激烈导致的内卷现象；生活成本如住房、育婴、教育、医疗等高昂；对未来期望过高或深度绝望的两极态度；两性关系和互动方式剧变等等因素，都增加了年轻人对于结婚生育的焦虑感。由于生育已经纯属个人意愿，因此年轻人怎么想堪称是关键因素。
观念的改变非一朝一夕能见效，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地位独立，摆脱“生育机器”的角色，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但也须警惕矫枉过正的反效果。作为任何地方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今天“母亲”的地位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比“独立的职业女性”形象，反而有相形见绌之嫌。如今希望当全职妈妈的女性，恐怕还得面对一定的舆论和心理压力。鼓励女性投身劳动市场如同教育起到的作用：校准了两性的天枰，也推动了增长。但显然今后已不能忽略对工休平衡的追求，不论对男性或女性而言，工作或事业都应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是全部。
观念决定了能改变未来的行动，但也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左右。如果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自然就有生儿育女、延续血脉的意愿；反之亦然。冠病疫情虽然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对比无日无之的各种信息渲染，比如气候变化、生态物种灭绝、粮食危机、核战争威胁等等，对年轻人潜移默化的心理打击，绝不能等闲视之。例如过度夸大环境破坏，就容易导引出“人类是地球癌细胞”的极端错误结论，让年轻人陷入虚无主义而无法自拔，当然就不会想要传宗接代了。
此外，社会如何对待每一个新生儿，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集体心理暗示。2013年成立的幼儿培育署，堪称是鼓励生育的里程碑。它象征当局没敢忽视父母养儿育女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并愿意提供资源协助。幼儿培育署的宗旨是确保每一个新加坡孩童，都有机会健全发展。当局也在幼儿医疗、托管、教育等方方面面落实各项计划，减轻父母的负担。对国家未来的每一份子一视同仁且身体力行，有助于催生新家庭的建立。
本地人均寿命不断提高，表明人口老龄化是长期趋势，鼓励生育并非也无法去改变它。养育足够的下一代人，为的是传承我们的故事和记忆，让先辈的心血，不至于湮灭在历史的大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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