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最受关注之处，应推税制的改革，包括消费税率的调高，以及所谓的“财富税”的大调整，因为它们的影响面最大。前者在大家预料之中，后者则相信在很多人预料之外，调整幅度也颇为显著。税制改革的目的，除了是为打造更公平和包容的社会，也为了应对未来财政支出持续增加的长期挑战。
政府早在2018年就宣布，计划在2021年至2025年间，将消费税从7%调高至9%。在2020年宣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Assurance Package for GST）外，另增加了6亿4000万元。这个新增配套将惠及全体新加坡人，而不单是低收入者。
消费税上调以及抵消其冲击的相应援助配套，符合“可持久”及“更公平”的精神。相比其他税种，消费税税基最广，所有居民都承担了纳税义务。而针对性极强的援助配套，则确保低收入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这既突出了个人的责任，也实现了集体互助的效果。考虑到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消费税的调高分两步走，2023年先上调一个百分点，2024年再上调一个百分点。但是，援助配套却先于消费税上调前实施。
在“财富税”方面，调整主要分三块，分别是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和豪华汽车税。这尤其体现了今年预算案所强调的公平原则。“财富税”的标的群体，并不局限于富豪，而是占人口1%的超高收入群体。由于财富内容复杂，富人避税的手段众多，从这三方面入手，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财政部长黄循财强调，有能力者承担更多的税负，帮助有需要的群体，有助于强化新加坡的社会契约。
黄循财也指出，新加坡未来的开支将持续增加，除了人口老龄化必然提高的公共医疗需求，还包括为促进新加坡国际竞争力等其他长期挑战的各种支出。因此，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着眼的是影响更为持久的税制改革，而非一时一地的需要。新加坡正为迈向后疫情时代做准备，今年预算案的眼光无疑放得更远。
财政部在预测未来10年财政收支的情况时指出，到了2030年，预计政府的开支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主要将是卫生方面的开支。而到时税收将赶不上开支的增加。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会是主要收入来源，但劳动力增长放缓将拉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间接影响税收。这也就是说，上述税项的调整有其客观的迫切性。
两年的冠病疫情加剧了全球性贫富悬殊的问题，凸显政府在应对危机情况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冠病疫情也暴露了自由市场的不足，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在两年内暴涨，但一般民众却面对就业和收入的焦虑。因此，政府这支有形的手介入解决问题，就变得非常必要。本次预算案不但注重把经济蛋糕分配好，也不忘为长期把蛋糕做大培植能力。
这又凸显了国家维持良好财政状况及充足储备的重要性。两年抗疫， 政府罕见地连续出台五个预算案，总额近千亿元，若没有充足的储备是办不到的。因此，建立一个更公平和更有韧性，更能持久的税制，对我国形塑一个更包容的社会，以及未来的持续发展殊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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