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延续务实对待住屋政策的社会契约

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的制定、规划与兴建早在建国之前就开始,建国后将近一甲子从未间断。(档案照)
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的制定、规划与兴建早在建国之前就开始,建国后将近一甲子从未间断。(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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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7日

随着时代转型打造政府与人民之间新的社会契约,是民主制度下政治文明的体现。社会契约是牵涉广泛、错综复杂的大工程,我国执政党不时进行这样的沟通,对于掌握社会脉搏,制定具体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为首的第四代领袖开展“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是我国政治转型期的重要活动,是否成功和能否获得实际效果,有赖国人积极参与。

上星期天举行的国家发展部第一场对话会,就是脚踏实地从具体的住屋政策,思考国人在新时代对住房的价值观、需求与抱负、对未来的考量,以及各方在住房问题上的角色与责任的转换,从这四方面重塑我国成功的公共住房政策,透过集思广益,制定和更新社会契约,整个做法反映的是我国制定公共政策过程的务实一面。

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指出,讨论责任义务、愿景和期望,对引导国人善用资源,并转化成组屋与整体住房政策应采取的方式,以及如何规划土地的使用,非常重要。李智陞一再强调住房政策就是社会政策,因为它不仅仅是兴建住宅区和房屋等基础设施,也牵涉到种族比例、居民养老所需的财务安排、维系多代同堂或便于与父母就近居住、鼓励结婚成家等等重大政策,也可说是社会工程,而随着时间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些政策和愿景不可能一成不变。

执政党对上一代做出的承诺,到了下一代因为各种条件的变化,就必须重新检视更新。例如建国一代时期,很多家庭只求拥有一间住屋,摆脱长期租房子或房屋简陋卫生条件差的困境,政府相对容易满足他们;后来的世代通过转卖组屋,获取相当利润,提升生活品质,也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但也难免带动房价上涨,继而引起公平与否或者组屋应不应该作为投资致富工具的争议;也有民众提出单身无法更早买组屋的不满。

这些诉求都必须纳入整体社会政策去思考,但如此一来,要做到平衡,让多数人皆大欢喜就深具挑战。例如组屋售价节节上升,让早期已拥有组屋的一代人的养老多了一层保障,但新一代年轻夫妇在买第一间新的或转售组屋时,可能不得不依靠父母的财务支持,因此会感觉今天的售价已经不再是“负担得起”,也担心会不会因为买组屋而长期背债,影响储蓄和将来的退休计划等等。

政府作为最大地主和“发展商”,拥有诸多的市场调控手段,比如通过条例抑制炒楼的风气、在必要时适度吸收成本和增加组屋供应量来缓解价格上涨压力等,让房屋负担得起,相信符合多数国人对政府角色的期望。李智陞近期多次提到,政府计划到2025年推出10万个新组屋单位,就消除了不少人的焦虑。

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公共住屋政策,我国的组屋课题包含很多社会政策的考量。也正因此,更须要多面向、更细致地考虑如何调整,满足国人需求,也更须要充分接地气,了解不同民众群体的想法。只有经过不厌其烦的双向沟通与思考过程,才能真正建立政府与民间最大可能的共识,也才能让政策精神深入大家的意识中,成为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成为契约之后,未来还是须要进行具体的微调,但至少在一代人里面,充分掌握和拥护国家政策的精神,这对国民团结是很重要的。

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的制定、规划与兴建早在建国之前就开始,建国后将近一甲子从未间断。期间不断调整规划思维、政策方针,适应时代与人民的需求,在整体上满足了“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初衷,全国几乎没有人或家庭因为贫困,必须面对无瓦遮顶的窘境,甚至破产了也不会失去组屋。这项成就不但国人切身感受到,也已经成为口碑和名片,享誉国际。

时值第四代领袖接棒的转型期,人口也出现新的结构,各种需求与上一辈或建国一代大为不同,这项对话会着重重新收集不同世代的民意,也传达新一代政府的理念,是国人应该积极参与的工程。新时代除了政府政策必须因时制宜,国人对待住屋问题,也应当提出切合实际或符合客观条件的要求。

有恒产才有恒心,千余年前杜甫笔下“安得广厦千万间”的道德理想,在新加坡几乎完全实现,两三个世代以来的国人,基本可以在无痛苦的条件下解决安居问题,这是应当延续的住屋社会契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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