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屋局首次公布预购组屋开发总成本，回应社会对组屋定价的质疑，值得肯定。在全球通货膨胀和本地生活费持续上涨的大背景下，预购组屋因公开市场转售价而水涨船高，导致年轻人不易成家的焦虑，已经被拿到国会里热议。建屋局透露更多相关细节，有助于社会在知情的情况下，理性讨论问题；更大的透明度也能减少因信息不透明而产生的误解，以及由此以讹传讹所引发的不满情绪。提高透明度仅仅是必要的第一步，理清组屋的公共政策本质，才是化解组屋定价争议釜底抽薪之道。
与私人开发商不同，建屋局在制定预购组屋售价时，必须考虑“居者有其屋”的公共政策目标乃至于国家愿景。可以确定的是，从建屋局所公布的开发总成本看，当局非但没有从中获利，反而因大量津贴而出现重大亏损。建屋局出售组屋的总收入低于总成本，平均到每个单位，平均亏损超过3万元。换言之，抛开其他因素，单纯从土地、建筑材料和人工等计算，公民购买组屋实际上一律享有平均超过3万元的财政补贴。这笔资金来自国家的拨款。
另一个确定组屋价格可负担，当局没有从中获利的证据，是组屋的平均尺价远低于私人公寓。非成熟市镇预购组屋的平均尺价360多元，成熟市镇不到600元，而市区以外执行共管公寓和私人公寓尺价普遍已经涨到四位数。当然，组屋定价毕竟涉及众多复杂因素，包括私宅市场价格走向与转售组屋市场的价格联动，以及后者如何影响预购组屋的定价。此外，与明确和具体的价格数字对比，当局一再强调的组屋“可负担水平”，并不是个容易让人产生直观理解的概念。可以说，争议的焦点之一，正是围绕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展开。
民众对于一再涨价的预购组屋是否“负担得起”，背后其实还存在组屋定价、个人收入等具体因素之外的考量。那便是在符合五年最低居住期限后，在公开市场脱手时的盈利空间。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这一考虑显然违背了组屋“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本质。但是对于不少中低阶层家庭而言，作为个人或家庭资产的最主要部分，组屋的潜在增值的确是退休生活财务规划的核心内容。所以对预购组屋是否“负担得起”，部分反映的或许是退休后能否不仰靠他人，以及维持一定生活品质的担忧。
由于本地房地产市场的特殊环境，预购组屋定价很难不受私宅和转售组屋市场价格波动的牵动。与此同时，组屋价格对“居者有其屋”政策，以及对一些家庭的退休财务规划，有着潜在的矛盾关系，如何看待和定义“可负担”，无疑会出现立场相左的现象。当局透露有意检讨既有成熟和非成熟组屋区的划分来影响今后的组屋价格，以及人们对于黄金地段组屋10年最低居住年限持保留态度，均反映了不同群体对组屋价格存在不一致的利益。
组屋制度不但是新加坡特有的产物，更关系到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代表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家庭形成，乃至立足于健全家庭和财务规划的社会稳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凝聚力。因此，围绕着组屋是否“可负担”的分歧，就不光是组屋作为自由市场商品和公共政策工具两种属性之间的矛盾，而涉及更为深远的社会乃至政治意涵。据此，立足于完整信息的公开的理性讨论就非常必要。
建屋局首次公布预购组屋开发总成本的意义，因而也就倍加突出。要减少误解和不必要的意气之争，信息透明度绝对是对症之药。相信社会期待更多的相关信息会陆续发布，让人们能理解问题的复杂性与实质。与此同时，建屋局也有必要进行更多宣导，让国人明白“居者有其屋”的重要性以及组屋的公共性质，珍惜由此而来且值得维护的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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