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导致组屋工程延误，一些组屋申购者转向组屋转售市场，推高转售组屋的价格。组屋工程延误以及转售组屋价格暴涨，又促使一些国人提早申请预购组屋，导致组屋的轮候时间更长。此外，年轻一代更早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进一步推高组屋的需求。
在上述多种因素交织下，组屋供不应求，组屋价格以及轮候时间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百万元转售组屋的案例此起彼伏，加上成熟区的预购组屋价格攀升，更使申购组屋者备感焦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过去两天，国会针对组屋价格是否在国人的支付能力范围内，以及申购者是否能获得所要的组屋，包括交屋的轮候时间以及成熟组屋区的组屋分配，展开热烈的辩论。
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和潘群勤提出动议，要求政府“重新设置”房屋政策，确保组屋是人们负担得起与可及的，并加强公共住屋自住的初衷，保障人们有足够的退休金，以及确保公共住屋的包容性。
他们建议新组屋不征收地价以降低售价，以及在黄金地段保留大量较小型但优质的租赁组屋单位，以可负担的价格租给年轻夫妇或单身群体两年至五年，直到他们获得自购的组屋为止。
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也在国会提出动议，确认公共住屋是可负担得起以及可及的重要性，并同时保障当代及后代的利益。
他说，新加坡土地有限，政府在分配土地和资源满足住房需求时，会斟酌几个关键原则，包括贯彻居者有其屋政策，通过发放津贴和提供租赁组屋来确保公共住屋具包容性，同时让每个人各尽其责，善用储蓄买房。
他重申，政府竭力提高组屋的可负担和可及程度，组屋价格是国人负担得起的。但在改善房屋政策的同时，也要确保这些政策能够持续。在谈到组屋定价问题时，他说，公众须就可负担程度的定义达成共识，因为国人最终得为此买单。
因此，在讨论组屋定价合理性的课题时，须诚实以对。毕竟对越来越多国人而言，组屋已不单是公共住房，更是生财工具。许多关于组屋定价的抱怨，源自要在转售时获利的假设。这并非组屋政策的初衷。
建屋发展局推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连年亏损。在2021/2022财政年，它蒙受高达38亿5000万元的赤字。它一再重申，政府是根据国人的支付能力制定组屋价格，定价时不考虑地价，并给予大量的津贴。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购房者认为，组屋的售价“越来越贵”，年轻一代不胜负荷。
要消弭组屋价格是否合理的认知落差，有必要在支付能力与国家储备两方面取得共识。
首先，组屋价格是国人负担得起的。李智陞指出，非成熟组屋区的预购组屋售价，近年来维持在家庭总收入的四五倍，也就是屋主用四五年的家庭总收入就能买下房子，而成熟组屋区的预购组屋价格则超过家庭总收入的五倍，但仍然远低于伦敦、洛杉矶和悉尼的八到15倍。
另一个支付能力的计算方式，是根据屋主每月支付的房贷与其月收入的比率。我国公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8400元。李智陞指出，以这个数额计算，去年推出的近七成预购组屋，屋主每月仅须以最多四分之一的月入来偿还房贷。
其次，土地是国家的储备，建屋局必须以市价向政府购地。在建屋局的赤字中，有一大块来自土地的价格。转售组屋价格暴涨，推高了土地的估值，也意味着建屋局必须支付更高的地价。但由于建屋局是根据国人的支付能力制定房价，不把地价转嫁给组屋申购者，因此地价的上涨扩大了它的赤字。
建屋局是官方机构，以市价向政府购地，可能会使一些组屋申购者感到不解。然而，在新加坡，土地被视为国家储备的一部分，政府的售地收入不属于经常收入，而是国家储备金的金融资产，政府把这笔款项用作投资。政府若以低过市价或甚至完全免费转移土地给建屋局，将损害后代子孙的利益，导致代际不公。
组屋是新加坡引以为豪的成就，我们有必要确保组屋的价格平稳，并在组屋定价的合理性方面取得共识，以强化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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