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日
我国2022年的居民（公民与永久居民）整体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只有1.05，与国际公认的人口替代率2.1相距甚远。虽然政府不遗余力鼓励国人生育，但是仍然无法扭转劣势。过去12年，生育率未曾越过1.29的水平。
生育率低下，加上人口急速老龄化，将制约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因此政府除了加大力度鼓励国人生育之外，也积极吸引新移民填补缺口。去年有约2万3100人获得公民权，另有约3万4500名外籍人士成为永久居民。相比较之下，去年我国的新生婴儿仅3万5700多名。
居民生育率持续低下让新移民的比重日益加大。去年8月，国防部长黄永宏在国会上透露，在国民服役的入伍新兵中，有20%是永久居民以及新公民。这比20年前的5%高出许多。他说，如果没有这批新公民与永久居民，生育率低下对武装部队人力需求的冲击将更为严重。
我国地理环境优越以及政治稳定，加上作为全球的金融、贸易以及交通枢纽，向来是资金以及人才汇集的国际都市。全球的地缘政治矛盾加剧以及多个国家的冠病疫情管控失误，使更多富裕人士以及高端人才为自己与儿女寻找安全的落脚地。这是新加坡吸引外来人口以及新移民的黄金机遇。
2021年，流入我国的资金高达4480亿元，比2020年增加六成。此外，在本地设立家族理财办公室（简称家办）的数目，从2020年底的约400家增加至2021年底的约700家。据估计，截至去年底家办又翻了一番，达1400多家。
与许多吸引移民的社会一样，新移民的涌入引起一些国人焦虑，包括工作的竞争、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如何融合的问题。
星期一（2月27日），反对党领袖毕丹星与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在国会就公民权与永久居民权的审批标准，展开辩论。
毕丹星以瑞士颁发公民权的遴选程序为例，要求政府规定公民权及永久居民的申请者，必须通过英文的考试。杨莉明不同意以通晓英文作为遴选标准。她指出，政府在颁发公民权或永久居民所考虑的，是申请者与新加坡人的家庭关系、居住时间、曾否在公立学校就读或完成国民服役。这些都是与申请者的经济贡献、资格和年龄一起评估。
这场交锋凸显了新移民的融合问题以及他们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融合是双向交通，它有赖于新移民主动地了解并接受新加坡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并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新加坡不应只被视为提供护照、方便旅游以及停放资金的避风港，它也必须是新移民的新家园。
与此同时，本地人应对新移民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他们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这有助于加强新移民对新加坡的认同，尤其是他们的第二代。
在新一波的新移民中，有较多的富裕人士与高端人才。去年9月，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首届全球—亚洲家族理财办公室峰会上指出，设立家办的富裕人士不仅仅是投资者，同时还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他们应通过支持本地的创新企业、促进气候转型和加强慈善事业发展，来推动新加坡的包容性增长。
在全球贫富差距拉大以及通货膨胀高涨的氛围下，富裕人士与高端人才的新移民有必要避免炫富，以免引起普罗大众的仇富与排外心理。此时此刻，黄循财在家办峰会上提出包容性增长，深具意义。
另一方面，多年以来，我国每年的公民婚姻中，有三分之一的配偶是外籍公民。这个比率在疫情期间下降，但相信在后疫情时代，跨国婚姻的比率将回升。此外，异族通婚约占公民婚姻的16%。跨国婚姻以及异族通婚对传统CMIO（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其他）的人口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改变新加坡身份认同的内容。
新加坡是全球贸易、投资与交通的枢纽之一。作为国际都会，它必须保持开放，广纳资金与人才。与此同时，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夯实身份认同，对它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开放的城市与国家认同两者之间，往往出现一定的张力。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应该是新的社会契约所应关注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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