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纠纷个案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冠病疫情期间，人们居家办公学习，问题尤其突出。在人口密集的组屋区，各种事端引起的邻里纠纷，往往不是靠简单的调解所能解决。有许多涉及纠纷者拒绝调解，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出台诸如强制性调解等新措施是必要的。
以噪音引起的纠纷为例，疫情期间个案就明显飙升。建屋发展局在2019年每月平均接到的有关投诉是400起，2021年每月则猛增至3200起。虽然2022年每月下降至2300起，但仍很值得关注，因为这类纠纷不只影响邻居关系，也可能破坏邻里的和谐气氛，应寻求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框架。
很多纠纷在投诉到有关当局时，其实已经到了恶化的地步，发生龃龉的双方关系已经闹僵，要嘛是双方，要嘛是其中一方不愿意接受调解，遂致长期延宕，有些个案甚至拖上好几年，直到其中一方搬走才算了结。
因此，社区调解中心在碰上这类个案时也束手无策。据当局提供的数据，去年，在转介到中心的个案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最终进行调解。大部分个案都因为双方或其中一方拒绝出席调解而无果而终。至于那些接受调解的个案，有八成达致和解。这个数据说明，调解要有成效，首先双方得有化解纠纷的意愿，只要有一方抗拒，那就没有调解的空间。这也暴露了现有调解框架的短板。
发生纠纷的邻居拒绝参与调解，相信有多种原因，其中就包括一些所谓的恶邻和病态的个案。如果属于病态个案，比如其中一方有人是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那就不是调解中心所可以解决的。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搜证上的困难。以噪音为例，一来是组屋单位紧密相连，有时并不容易判断噪音的真正源头；二来是故意滋扰者总会见机行事，尽可能使自己的滋扰行为不被发现；三是个案太多，有关当局不可能有足够的人手逐个实地调查和追踪。
当局拟议出台的新措施，正是针对这些棘手的难题而设，以弥补2014年推出的社区纠纷管理框架的不足。有关措施在经适当调整后，也将适用于私宅区。建议措施包括：一、赋予指定政府人员调查、执法与搜证权限，包括登门搜证、安装监视器材如噪声传感器、对滋事者发出警告和发出强制调解通知令，向邻里纠纷仲裁庭申请庭令，要求滋事者接受心理精神评估或治疗等；二、引入强制调解机制；三、加强邻里纠纷仲裁庭程序，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更快、更有效的帮助。
一旦有了这些新的法律“牙齿”，社区纠纷调解框架将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制定一套社区行为准则也是必要的。新建议就包含了这点。准则分为四大类型，涵盖人们在家的行动、活动、装修和饲养宠物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在一个密集的生活环境里，人们很有必要自动自发，相互体谅，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但总有一小部分人会成为麻烦的制造者，除了病态个案，针对不合群的反社会行为，必须有一套给大家遵守的行为准则加以约束，并成为对违反规范者形成强大社会压力的依据。
世界上难以找到另一个像新加坡这样，超过八成居民住在密集组屋的城市国家。住在这座城市的人因此也需要有特别强的公共意识，以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的居住环境。但要人人都做到自动自发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些邻里纠纷的发生也在所难免，但必须有适当的应对机制。相信政府拟议出台的新措施，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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