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上星期五(5月12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办的警方工作计划研讨会上致辞。(唐家鸿摄)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上星期五(5月12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办的警方工作计划研讨会上致辞。(唐家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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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警方工作计划研讨会致辞时说,新加坡警察部队不该沦为政治工具,或成为政客的替罪羊,以免陷入社会分化的漩涡中。他以发生在美国和香港的例子说明,这有赖警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然而美国和香港的例子,更凸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警队的“皮”,正是良好的政治文化大环境。包括警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必须时刻保持专业精神,坚持政治中立,但民选官员和选民在维护良好政治文化上,更加责无旁贷。

香港警队失去“亚洲最佳”的形象,正因为香港政治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由于社会出现观念和立场上的巨大对立,部分港人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作为公权力最显著的象征之一,执法的香港警队自然成为这些港人敌视的对象。因此,就算警队仍然遵循专业原则行事,效果却不如此前社会基本互信还完整的时代。同样的,美国日益撕裂的政治,让执法人员成为政客的替罪羊,被部分民众当做当权者的政治工具,而失去应有的地位。

新加坡警察部队至今仍获得本地民众的高度信任。尚穆根在去年透露,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96%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新加坡警察部队。在2022年的另一项调查中,9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队在内的内政群英团队。这不但反映新加坡警察部队高度的专业形象,获得国人的肯定,更说明这来之不易的成绩,必须得到有力的维护。警察部队本身的努力当然不在话下,然而更关键的还是社会所处的政治氛围;毕竟,警察部队并不在真空里运作。

健康的社会政治氛围,来自良好的政治文化。形成并维持这一政治文化的两大关键因素,则分别是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执政党,以及不轻易被一时情绪所左右的理性选民。在一些西方自由派媒体和持类似政治立场的本地人眼中,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威权主义的化身。他们或许能够引述个别的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行动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里,都是靠真刀真枪的政治竞争,得到选民的委托。这来自执政的成绩单,也来自行动党政府和选民所建立的互信。

这种互信,源于政府的自律和自觉。在重大国家课题上是否秉持公心,选民自有公论。新加坡在2020年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这一机制,说明执政党顺应社会政治环境所做出的重大改变。成熟的民主机制包含影子内阁的传统,由于行动党长期执政,本地反对党一直到2020年大选,才首次在国会赢得双位数议席。选后设立的国会反对党领袖机制,或是国会影子内阁的雏形。无论如何,这些发展所形成的社会互信,才是警察部队乃至全体公务员能保持专业精神的关键。

选民在投票时理性而务实的表现,是建立良好政治文化的另一要素。当有足够的选民拒绝民粹政治的诱惑,惩罚意图操弄身份政治的政客,基于政策思辨的健康政治竞争才有可能,警察和公务员也才有可能政治中立。这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新加坡有幸处于这一良性循环中。但是,这种朝野互信的精致平衡,必须“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眼下通货膨胀肆虐,房价和车价节节上升,最容易让有心人操弄政治情绪,削弱来之不易的互信。

国际地缘政治正开启一波地壳式的变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与日俱增。新加坡难以置身事外,国人每天所过的安定和平的生活,随时都可能遭外部的飞来横祸所粉碎。在这一非常时期,维系内部互信这一宝贵的政治资产尤其重要,挑战也愈加明显。强大的内部互信确保国人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挑战。在这个非常的历史时刻,唯有强化信任,才能共度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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