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亢不卑面对国家治理的褒贬

新加坡在公民福祉与治理的大多数指标方面,都超越英美。(王彦燕摄)
新加坡在公民福祉与治理的大多数指标方面,都超越英美。(王彦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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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雷厄姆·艾利森以“西方可从新加坡学到什么”为题,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大力赞赏新加坡的国家治理。他以公民福祉、治理以及政治权利与民主三个领域,阐述我国所取得的成就,并感叹英美两国在国家治理滑坡的趋势(全文中译刊登于6月11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新加坡在公民福祉与治理的大多数指标方面,都超越英美。例如,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8万8500美元,比美国的8万5000美元以及英国的5万1000美元高;预期寿命83岁,分别比美国的76岁及英国的81岁高;法治得分99分,接近完美的100分,也分别比美国的88分及英国的89分高。

在政治权利与民主方面,虽然新加坡的政治权利、公民自由以及话语权和问责制的得分比英美低,可是对本国民主满意度、个人政治影响力的认知,以及对政府表现满意度都比它们高。

艾利森指出,主要领域的表现显示新加坡的治理水平比美国与英国高。他调侃说,美国和英国的选民可考虑把未来四年的国家治理工作外包给新加坡执政党,以让他们反思替代的国家治理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好处。到了2028年选民再次投票时,看看他们是否会让该党再执政四年,还是恢复现行的制度。

这名美国学者对新加坡国家治理的赞赏,一方面是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可与羡慕,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对西方国家近期出现的政治乱象以及资本主义弊病的深刻反思,并对替代治理模式的渴求。

艾利森呼吁西方向新加坡学习,并非是荒野中的呼声。在2019年,时任英国外长亨特指出,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翻了15倍,超越英国。他说,新加坡对教育制度、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以及确保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值得英国学习。

新加坡是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弹丸小岛,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但在国家治理方面走自己的路。新加坡是亚洲社会,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小国家,大政府的治理模式意味着个人权利受到较大的限制,但国人换取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与安全。

对于信仰自由主义的西方媒体与学者而言,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乃是建立于牺牲言论自由与政治权利之上,他们认为政治的威权主义最终会制约经济发展,使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以及一党独大的局面难以为继。

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与人均所得提高,我国在建国短短几十年内从第三世界晋升第一世界。中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借鉴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经验,“新加坡模式”这个名词应运而生。最近几年,西方发达社会反思他们面对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时,也将目光转向新加坡。

即便如此,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要向弹丸小国学习,在意识形态以及心理上都很难调适。西方媒体仍然不时会以他们的尺度,对新加坡的国家治理冷嘲热讽。

在黄循财即将接任总理之际,《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未来的大选对新总理是个重大的考验,但人民行动党仍将获胜。它将此归因于人民行动党强大的政党组织、对反对党的“无情打压”、“温顺的媒体”、良好的治理记录以及把党的生存等同于新加坡的生存。

我国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脸书发文反击,指《经济学人》“无法抗拒”嘲笑新加坡,是根植于英国“评论阶级”潜意识深处的一种本能。他们无法忍受曾经殖民过的国家如今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英国好。

总体而言,新加坡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或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最佳肯定。外界对于国家治理的褒贬,新加坡无须妄自菲薄,但更不应狂妄自大。

我国今天的成就得来不易,要维持下去更具挑战性。在国家治理上,我国有必要继续采取务实及灵活应变的态度,应付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并满足不同世代的要求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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