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境局2021年至2024年进行的调查显示，食客和摊贩对社企小贩中心各方面的管理满意度超过八成。这些小贩中心也维持约96％高租用率。环境局在回复《联合早报》时说，当初引入社企小贩中心的外包模式，是希望借助餐饮业者的丰富经验，为小贩中心管理注入新思维和最佳作业方式，以及为居民提供可负担的三餐。这应当是检讨这一模式利弊和如何改进的标准，因为小贩文化不但是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发挥确保民生稳定的作用。
这套模式实行至今已经有10年，近期出现争议，理应积极对待，把它视为检讨和改进模式的良机。批评者指环境局对社企监管不足，并指经营者对摊贩设下不合理的条款，危及小贩文化发展。一些小贩也认为社企小贩中心管理缺人情味，条文限制经营。有学者指出，环境局管理的小贩中心，因为对摊贩的管制较少，小贩像是“独立生意人”；在私人业者管理的社企小贩中心，小贩更像“员工或承包商”，缺乏自主性。环境局公布调查结果，间接回应这些批评。
争议本身并非坏事，它反映社会对小贩文化的关心。公允地说，社企小贩中心的尝试并非十全十美，但也不是一无是处，特别是在食物的更多元选择、整体洁净水平，以及科技的使用等方面。当然，改进空间还是有的，以10年的经验累积作为基础，检讨不足，更上层楼，应当是本轮争议的共同目标。本地目前有16座社企小贩中心，由平价集团、肥雄社会企业等五个业者管理。它们须向环境局作出某些承诺，以争取管理合约，为此又不得不对摊贩实施严格管制。这使小贩处于不利地位，在面对诸多限制要求之际，还要自行承担盈亏风险。
社会企业是一种新进概念，强调企业在盈利之外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这对于促进社会的人文关怀，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理论上，投身社企的餐饮业者，比环境局更有条件提升小贩中心的管理水准和消费者的用餐体验，同时促进特定社会使命，比如为释囚重新融入社会，或让体障者体面就业创造机会。在实际运作上，对比环境局相对宽松自由的小贩中心管理方式，这可能产生社企盈利、社会使命和小贩权益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或是争议的起因之一，也是须要检讨之处。
小贩文化不但是值得发扬的本地特色生活方式之一，更是稳定生活成本的重要工具。因此，小贩自身对于如何解决经营问题的意见，必须得到更多重视。毕竟，他们原本就是自负盈亏的独立业者，最知道自身利益所在和面对的具体难题。同时，在检讨如何改进小贩中心运营时，须把握小贩文化的核心民生角色，避免添加其他干扰运作的因素，加重小贩负担。例如，名为“街边小贩”的食阁合伙经营模式，强调共同经营、分担成本、共享利润，并提供人力、物流和中央厨房支援，就获得小贩和食客欢迎。
作为对照组，“街边小贩”经营模式能否移植到社企小贩中心，以及社企小贩中心跟环境局管理的传统小贩中心对比优劣何在，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而且，在过程中必须考虑小贩文化的社会角色，以及小贩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权益，当然还包括消费者的利益。尊重市场固然是正确原则，但小贩文化也具备类似公共交通、医疗等公共财的性质，政府的适度介入难以避免。当然，社会大众集思广益，谋求最大共识，还是值得鼓励的做法。
与其他公共课题一样，社企小贩中心的利弊须要理性探讨，减少意气之争。只要把握小贩文化的核心角色，尊重小贩的辛劳付出，帮助解决他们经营的痛点，小贩中心作为国民食堂的小贩文化才能代代传承，继续成为国人生活方式核心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