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第18届新加坡国际能源周发布《新加坡核能力建设背景报告》，回顾过去13年来在核能研究与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报告强调，现代核能在设计上更安全、发电效率更高，有助增强国家能源韧性与实现减碳目标。报告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政策立场的重大转向，从观望转为主动，以结构化方式评估先进核能技术的安全性、技术成熟度与商业可行性。
核能潜在的危险、公众心理防线以及历史核事故的阴影，都是核能政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报告尝试通过“去恐惧化”降低公众顾虑，例如指出生活中辐射无处不在，住在核电厂附近一年所受辐射量，只是一次胸部X光的2％，或摄入10根香蕉的吸收量，为政策讨论预先铺路。
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结构高度依赖进口天然气，虽然比煤炭与石油清洁，但仍属化石燃料。近年来，我国也积极推动太阳能发电，奈何国土狭小、云层多变，太阳能到了2050年，最多只能满足约一成电力需求。风能潜力更有限。跨境电网虽能引入可再生能源，却意味着能源安全受制于外部政治与地缘因素。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加剧、碳中和目标期限迫近，加上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与半导体等高耗能产业扩张，我国的能源需求持续攀升，因此必须寻找更稳定、更低碳的替代方案。作为区域金融与数据枢纽，若能掌握核能相关技术，在未来能源危机或碳排约束下，我国将保有更大的主动权。
尽管如今核能已进入第四代，采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自然冷却与地下化设计，理论上更安全，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历史阴影依旧挥之不去。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与福岛的灾难，仍在公众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对地狭人稠的新加坡而言，核事故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恐袭或网络攻击风险也无法忽视。公众对发展核能的疑虑强烈，并提出好些替代方案的讨论。
政府必须认真研究各种替代方案，而非让公众误以为核能是势在必行的唯一选项。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确实也在探索多元能源路径。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星期一（10月27日）宣布，将设立高达300兆瓦电力容量的监管沙盒，催化供应链发展，推动关键业者采用更环保、更低成本的生物甲烷发电。此外，我国去年也启动为期两年的勘测，发掘用地热能发电的可能，显示新加坡尝试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多管齐下实现能源转型。
核能发展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信任与政治沟通的考验。新加坡过去在疫苗接种等议题上，尚曾出现阴谋论与政治化风波，更遑论核电站这一敏感话题。核电或许不是眼前所需，但改变公众的认知必须从现在开始，通过教育、信息透明与持续对话，让社会逐步理解风险与收益。否则，当能源压力真正到来时，社会将因恐惧而错失抉择机会。
新加坡探索核能并不仅出于本国能源多元化的需求，也与区域趋势密切相关。印度尼西亚计划在2030年启用首座核电站，越南、泰国、菲律宾及马来西亚也纷纷提出核能发展计划。上周举行的亚细安能源部长会议，首次就亚细安核电厂发展框架展开讨论，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接轨。可以预见，东南亚正逐步迈入核能时代，若新加坡在技术、监管与应变能力上原地踏步，一旦周边发生核事故，就会处于被动。反之，我们也将有能力与条件去准确了解周边的核电情况，并且在不幸有问题发生时，伸出援手，参与应急与救援工作。
核电相关能力的培养与建设，不能只是依靠纸上谈兵进行书面研究，还需要一定的实际操练与相关配套，才能练出足够的专业水平与能力。提前建立核能安全与应变体系，不仅是为未来发电布局，更是防御与战略韧性的建设。
不过，政府对核能的态度显然是审慎的。过去10多年来积极投入核能研究，包括安全模拟、辐射监测、应变机制与人才培训等，显示我国并非贸然行动，而是在逐步建立知识基础与安全文化。探索核能并不意味我们急于建厂，而是显示本国认真地把发展核能看作选项之一。而研究本身就是战略储备，即使最终我们决定不建核电站，培养相关专业与监管人才，仍有助于提升国家应对周边核风险及参与区域合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