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本地上映后，有关方言电影上映空间的话题余波不断。国会星期二（7月7日）辩论政府的方言政策，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以及数码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在答询时指出，虽然推广华语的政策不变，政府不再把方言视为推广华语的障碍，支持公众学习方言及相关文化。这个回应，显示我国语言政策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脚步，顺应社会的文化需求。
推广华语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华语已经取代方言，成为本地华社的共同语言。然而在双语政策成功的当下讨论放宽对方言电影的放映限制，国人有必要回顾当年推行讲华语运动的初衷，以免在优化语言政策之际矫枉过正。
政府当年的决策考虑，有凝聚国民身份认同的需要。建国总理李光耀就认为，方言除了干扰双语教育，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例如，作为华社的民间最高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会选举制度，是根据方言帮派为基础，一直到1993年才修改章程，废除帮派选举制，但仍保留七个董事席位给七个方言群体。不同方言群体容易形成排外的利益小团体，不利于华社团结。李光耀要以华语取代方言，就是要通过语言政策重组分裂的华人社会，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筑不分种族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
李光耀在1979年启动“讲华语运动”时强调，一般人无法同时掌握多种语言，方言的使用妨碍华语的学习，新加坡华人只能在懂得英语和华语，或者懂得英语和方言两者之间选择。他承认，虽然选择是清楚的，但情感上是痛苦的。当时非但华社方言群体存在抗拒心理，接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也并不认同讲华语运动，毕竟这属于中国北方语言，心理和感情距离更大。
因此，当国人在今天讨论在大众传播媒体上松绑方言的做法时，不能忽视当年的政策制定所面对的情景，犯上以偏概全，今是而昨非的错误。毕竟任何政策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条件局限，就如“两个就够了”的生育政策，不能因为如今生育率低迷，而否定当年对人口增长的担忧。同理，对政策制定背景的同情与理解，也不代表对政策副作用视而不见。讲华语运动导致一两代人作出巨大的牺牲，包括方言群体的失语，甚至在家庭与社会上被边缘化，与孙辈无法沟通、就职谋生时面对语言歧视、传统文化习俗的式微等等。
在社会环境、就业前景、教育制度等众多因素的作用下， “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目标最终取得巨大成功，方言在本地的应用与能见度迅速减少，推广华语运动因而在1994年把对象改为鼓励讲英语的华人。
基于以上的认知，今天我们在讨论松绑方言的利弊时，除了要避免缺乏历史意识的单向度批评，也不宜陷入泛政治化论述。《给阿嬷的情书》只是再度点燃舆论热情，此前类似的反思一直存在，包括在疫情期间使用方言宣传防疫措施。当下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可能在于，一、华社承认华语的重要性和主流地位，而且不可能被方言取代；二、对待方言不必再予以诸多限制，由它在社会自然存在，有助于保留本地华社的文化特色。只要各方能在基本共识上循序渐进，语言政策必然能符合新时代的需求。与此同时，在讨论方言课题时应实事求是、就事论事，而不流于政治表态，或以政党的政治攻防为目的。最后，在方言电影开始松绑之际，新加坡社会也勿忘数十年前，在我们这个国家艰难起步的初年，老一辈方言群体曾经因国家团结与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牺牲。
国会和社会舆论就方言政策的讨论，说明政策制定必须保留调整空间，而且在事后检讨时，尊重政策制定时所面对的局限和挑战，并在心态上保持谦卑的弹性，特别是当时移世易之后，原有政策存在必须跟上时代需求的部分，就理当在各方开诚布公的讨论后予以修订。语言政策如此，其他政策亦然。保持政策与时并进，才能确保国家能有效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