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财总理星期二（9月8日）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提出为政务官与国会议员的薪金进行15年来第一次的调整。经过15年，今日政治职位的薪资已经落后于很多主要私企甚至资深公务员，适时调整因而有正当性。对政府来说，不能假装从政者的机会成本不存在。

给政务官加薪难免会引发舆论争议，是艰难却必要的政治决策，黄总理提出了坦诚而透明的讨论，但仍可以预见这会是容易情绪化的课题。总统、总理、国会正副议长的薪金都将按新基准调整，现任MR4级部长则获得一次过最高9%加幅，估计约10万元。根据统计数据，新加坡全职就业居民月收入中位数为5775元，10万元也就超过半数国人年薪，因此对这课题若出现情绪化反应，是完全可以预料与理解的。

加薪数额和幅度可能让民众产生合理的困惑，也因为计算方式相对复杂。为此，我们的裸薪制度应该有更清楚的解说。新加坡政治职位薪资采用裸薪制度，在薪水之外，公职人员没有像其他国家的安排，有房屋、座车、佣人等等配置或补贴等隐形收入。换言之，在新加坡，公职人员自身的生活所需都必须自掏腰包。

那么，政治人物应该获得多少薪酬才算合理呢？讨论这一课题，必须先确定多数国人认可的共识和底层逻辑：领导国家需要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在越高层，领导人的素质越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能仅仅依靠公务员队伍的卓越。在许多涉及决策的优先事项、利益和价值观的抉择方面，国家领导人的判断力尤其关键。以新加坡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和所能提供的各种机会，有才能的治国人才若不加入政府，在其他领域可获得的机会和收入，可能比从政多得多，生活也可能更舒适轻松。

所以，招揽这样的人才从政，有必要设法让他们在奉献的理念与实际的代价之间的落差不至于过大。有些国家资源丰沛，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积累，人民或许短时间内不觉得由平庸人物出任政府领袖有何不妥，但人民最终仍然还是要面对后果。作为族群文化多元复杂的小岛国，如果政治领袖平庸，不但无法领导卓越的公务员体系，长期也可能导致优秀公务员失望离开，所以新加坡经不起平庸的治理。

国会反对党工人党在大原则上也认同审慎调高部长薪金。

在制度设计之外，实际在招揽人才时，不能仅以为国效劳、奉献等高尚理念为道德依据，而必须考虑到人才实际要做出的牺牲，包括在事业上和家庭方面。让部长薪金与市场差距尽量缩小，是减少他们从政的障碍之一。因此，国人在讨论时应避免情绪化，根据事实逻辑与国家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

李光耀时代最早提出部长加薪时，曾经引发反弹，经过多年实践，以及多次的国家危机，证明我们不断努力吸引人才从政的做法行之有效，特别是在冠病疫情期间，全世界遭遇同一场灾难，越来越多国人在比较之下也看得明白，政治领导力、决策品质和执行力非常重要。因此，部长加薪背后所依据的道理和逻辑，是有一贯经验为基础的。

黄总理在宣布这一决策时，自愿在未来五年捐出加薪的部分，一方面明确表达为国举才的目的，反映政府意识到这一决策的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强调公开这么做的无奈，且不要求阁员仿效，以便落实薪金调整。

放眼世界，国家为优秀的政治人才不足，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比给政治领导人合理的薪资待遇更大。按黄总理说的，我们须要整支领导团队都具备深厚的实力。因为要持续保持国家领导团队的活力，及早开始更新换代工程，就不能不在每一届的选举中引进足够的优秀人才，也不能不正视薪资问题可能造成的障碍。部长加薪并非是一道政治加分题，黄总理直面处理，除了国家长期利益的考量，更必须有足够的政治勇气。这也是国人不能忽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