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暴发横扫全球，各国进入封锁状态期间，我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在粮食方面做到自给自足。
之后爆发的俄乌战争再度影响粮食供应链。印度尼西亚禁止棕油和棕油产品出口，印度禁止小麦出口并限制糖的出口量，马来西亚也禁止活鸡出口，我国所面对的粮食供应问题源源不断。对此，李显龙总理说我们必须建立起缓冲库存和韧性，开拓更多供应来源。针对马国禁止活鸡出口，李总理也说：“这次是鸡肉供应受影响，下次可能是别的商品。”
在加强韧性方面，我国在2019年定下了“30·30愿景”，目标是在2030年，本地出产的农产品能满足国人三成的营养需求。当局大力推动高科技养殖业，鼓励国人购买本地出产的食品等，但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加紧步伐超越“30·30愿景”。
即便我们意识到生产食品的重要性，本地还是有多个农场的租约期满，土地被政府收回，为其他发展让路。林厝港一带就有62家农场的租约到期，梁宙路一带也有多家农场的租约在这几年来约满。本人就经营一家淡水食用鱼渔场，被令8月底必须将土地归还给政府。
尽管我国土地资源有限，但农业和食品生产必须用到土地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些农场若因土地发展被迫结业，即使当局认为对整体供应影响不大，但仍对我国农业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
首先，我们往高科技农业发展的同时，必须要确保有后盾。高科技农业耗费庞大的水和电量，生产食品的成本无疑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寻找解决方案，以过渡到高科技农业的同时，我们也须要低成本、低价格的选项。我们得保留农场以为市场提供选择。
其次，高科技农业也不是一蹴而就。我国水源匮乏，也是通过开发多个蓄水池，并经过多年努力研发出新生水，来逐渐解决问题。我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甚少，追求科技改造农业，也需要时间让劳动力跟上。
另外，多家农场的业主经验丰富，对本地农业了解甚深，这些都是可以传授给新力军的宝贵知识。在本地当农夫不仅须具备养殖知识，也须对本地市场有认识。单单种植蔬果和养殖肉类并不足以让农场生存，还要懂得市场的喜好、需求、空缺，以及如何应对成本和竞争等问题。总之，在本地从事农业的门槛非常高。
我在本地养殖食用鱼有多年经验，在梁宙路经营渔场也有20余年。渔场的租约在2017年到期后，延长了三年半至2020年底，后因疫情而再度延长到今年7月。在这期间，我配合当局的要求，投入资金改善设施。后来得知2021年后无法再延长租约，我极力寻找可用的土地，但最终也只找到另一家租约于2023年底到期的渔场。
当局原本在口头上答应让我租用，但后来又来信拒绝，让我毫无退路。我多次发函请求当局延长租约，表达与当局合作寻找长远解决方案的意愿，但多次与当局接洽和解释被迫结业的影响，当局还是一再坚持必须腾出土地，让路给其他发展。粮食和水一样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我不解为何农业用地必须一再让路给其他发展，更不解为何当局在粮食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不支持有意从事农业的国人。
若我国真的重视农业，且认真看待自给自足和“30·30愿景”，就必须认清现实，不能一味以土地资源有限为由，一头栽进高科技养殖业，却将传统但有效的养殖业逼向绝路，对农业老将的经验不屑一顾，令农业发展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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